郑永年：中共新领导层与农民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也不能说从前领导层对“三农问题”没有关注。实际上，朱镕基多次表示要重视“三农问题”。不过，众所周知，“三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诸多客观上的困难。几乎所有国家，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有关农民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但是，除了一些客观因素，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共高层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看待农民问题？是真正为了代表农民这个最大社会阶层的利益，还是为了共产党自己的生存利益？

十六大一结束，新的领导层就来重视农民。为什么？最流行的说法就是不解决农民问题就实现不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六大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意谓着农民这个社会的最大多数不能达到小康水平。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新领导层显示其政策意向的问题。从中共高层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和容许资本家入党起，中共被外界认为是越来越倾向新生私人企业家的利益，而工人农民的利益则被忽视。“小康社会”概念本身就是要从意识形态层面平衡各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发展。既然过去数年，高层过于重视新兴富裕阶层，要达到平衡发展，新领导层必须显示出对传统阶级的重视。所以，就有胡锦涛带领政治局成员访问西柏坡村，讲艰苦奋斗的传统，就有上面开头所说的政治局关于“三农问题”的提法。要指出的是，这些是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看不到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高层似乎有意思要代表农民的利益，至少没有忘记农民这个最大多数的利益。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党内高层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有农民才能救共产党的道理。共产党往往把自己视为是农民的救星，认为解放了农民，就有统治农民的合法基础。但实际上，这个话反过来说才是真的。是农民救了共产党。且不说共产党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支持共产党的工业化的是农民；在邓小平时代，也是农民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为其它方面的改革创造了基础。在九十年代，高层的政策不断向新兴有产阶级倾斜，很多人的确致富了，共产党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调整自身来容纳这些新兴阶级，但这些并没有给共产党带来多少安全感。党内很多人意识到天下大治的前提是农村的太平。如果农村不太平，纵然共产党能够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领导者也难以睡一个安稳觉。

近年来，“三农问题”的发展已经使得农村的稳定成了问题。各种改革举措如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和农村的费改税，没有一个是有成效的和成功的。农村改革不能深入，但农民的抗议运动却很快崛起了。农民抗议运动的频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对执政党在农村的统治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不能说，执政党已经失去对农村的控制。各地农村的抗议尽管发展了多年，但还是地方化的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农民抗议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组织。这些抗议运动对执政党的威胁并不在于这些抗议运动本身，因为农民并没有意图要推翻共产党，他们的要求并不很高，大多数都是经济要求。对执政党的真正威胁在于执政党处理集体抗议运动的方式。除了政治高压甚至镇压外，领导层似乎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了。对工人运动和学潮，如果出了底线，共产党也一样不能容忍，但对工人和学生的“正当”要求，共产党能够显示其愿意妥协的一面。对农民则不一样了。因为农民抗议运动的无组织性，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经常是用高压手段“简单”处理。尽管朱镕基等领导人曾经警告对农民的正当要求不能施以高压手段，但除了高压，还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高压当然是执政党“实”的一面，但也有“虚”的一面，即很多人意识到农民运动的强大能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农民一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民在政治上无可要救了。中国历史显示，一旦农民的力量聚合起来，可足以推翻任何一个政权。鉴于中国的农民仍然是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基本常识谁都明白。

如果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中国农民的大幸，更是共产党本身的大幸。归根结底，中共政权的基础毕竟还是农民。但是如果真正要代表农民的利益，领导层就不能只是表达意向，而是要从制度入手。农民迄今还没有利益表达和聚合的机制。比起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农民不仅是最大的经济弱势群体，更是最大的政治弱势群体。有钱者可以买权买官，知识分子会说话，工人会组织起来，农民则被分隔。只要农民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领导层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都将难以解决“三农问题”。

(《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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