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缘起于2001年，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最后一段记述，1957年，罗稷南在上海当面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具有潜在威胁性”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对此，不少文人纷起质疑，认为这不过是罗稷南学生的一家之言，没有旁证，不能相信。陈晋发表《“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一文（《百年潮》2001年第9期），长篇大论无非想证明没有这一番“对话”。
直到2002年11月29日，倪墨炎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翻译家罗稷南》一文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作为现场见证人，黄宗英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决定说出四十五年前那段尘封的历史。我看过她演的电影，也读过她的《小木屋》、《雁南飞》等浸透着赤子之情的报告文学，但如果没有这篇“证言”，她在我眼中就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作家而已。黄宗英是1925年生人，饱经世纪的沧桑忧患，但她不是一个世故的乡愿，不是随波逐流的苟安者，尽管“文革”记忆犹新，伤口隐痛仍在，但她身上拥有我们今天罕见的金子一般的品质－－责任、勇气、说真话、眼中容不得沙子等……。她永远忘不了“对话”带给她的震颤，1957年7月7日，活跃在电影界的黄宗英已年过不惑，当时正在怀孕，当她亲聆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一个习惯了谎言的民族常常忌讳真话，黄宗英以她的亲见亲闻，说出真话，使后人得以了解真相，这是她对历史的重大贡献。当年在场者已寥落殆尽，她之出来作证，无非是为历史做个见证，把她看到的、听到的如实说出来而已。在2002年冬天，挟着她人格的光焰，她的证言如同闪电冲破了夜空，给这个冬天带来了我们久违的惊喜、激动和温暖。我相信，黄宗英老人的证言已载入史册，称她为2002年不可忘却的致命女子，她当之无愧。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