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违背了中国观众的三项共识，以法西斯美学营造出令个人感到渺小的暴力力量，是一部向当局者进言的政治大片。
所谓“商业片”的要害在于迎合观众口味，尽最大努力揣摩观众的心思，投合观众头脑中心目中已经具有的定见、成见，不去冒犯观众和向观众发出挑战。在做文化批评者的眼中，好莱坞的“罪状”即是给“流行的主导意识形态押上韵脚”。所谓商业上的成功，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共识”之上。金钱的立场决定了它的保守的立场。而《英雄》相反，它是以违背一般观众的要求为基础的。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可以看出：
为暴君翻案背弃武侠精神
一、几千年中国民间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定见以及对于暴君的痛恨。尽管这个看法中所包含的对于仁政的渴望，仍然属于专制统治之下的一种向往，但是对于暴君的谴责，却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而《英雄》却要替秦始皇“翻案”，这是一个“大手笔”，这种“大手笔”只有极个别意欲重新书写历史的人而为，就像文革中流行的那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作者一样。所有为暴君翻案只有一个目的：为自己逆天下潮流而动寻找藉口。《英雄》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是大多数而是极个别人的视角为暴君做翻案文章。
二、一般民众对于武侠英雄的认识。所谓“浪迹江湖”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换来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和心境，是自己当家作主愿望的实现；老百姓对于武侠的向往和接受，也是在这种向往自由的意义上。但在《英雄》中，当残雪、无名放弃刺杀秦始皇的念头时，名义上是一种去掉个人仇恨的升华，但实际上是和皇帝的心思不谋而合，“天下”即“天子”的治下，为天下着想即是为“天子”着想。影片对这一点毫不掩饰，直至要通过秦始皇的口中说出来──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与寡人心意想通的”的“知己”竟是一江湖中人残雪。将乘风御虚的武侠英雄与所谓拯救天下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能够适合皇帝的心意，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如此背叛武侠精神，是一般观众最不能接受的。放秦始皇生还的无名，最终还是在皇帝的宫殿被处决，这与《卧虎藏龙》中的章子怡飞身跳下崇山峻岭的结局，有着根本的区别。
秦国恰恰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三、光靠镇压不足以平天下，建立在剪除异己基础上达成的统一，不足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合法性。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高深的（民主）学问，老百姓一望即知。在这个意义上，老百姓天生站在民主一边。而所谓让秦国的武力来统一天下是为了结束战争，是为了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无非是为了强权和行使强权制造的歪理。这种歪理，放在高压的现实之中，人们也许对此无可奈何，可是放到电影院里，借助电影院黑暗的光线，观众就有理由对此不屑一顾和发出嘲弄的笑声。更可笑的是所谓“反恐”一说。别忘了，秦国这时候还未完成“统一”的大业，即便拥有最强的武力，它还没有坐到天下统治者的宝座；作为七国之一，它本身依靠武力消灭周边国家正是表明，秦国恰恰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者，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非常明显，《英雄》中的“天下”，仅仅是“寡人”的天下，是“一个人”的天下，这是地地道道的独裁暴君的思想。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看了说，“这是献给萨达姆和金正日的影片”。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即使是放在当今中国领导人面前，《英雄》也是一个令人不敢去接的“烫山芋”，其中所表现的想法是今天的统治者既不敢去想也不敢去做的。比如影片中的秦始皇借防备刺客为名，把身边的文武百官赶得一干二净，偌大的宫殿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出没，这与“集体领导”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与“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远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英雄》就不仅是《纽约时报》所说的“谄媚”当今权贵，准确地应该说是“贿赂”，要不就是“栽赃”，把人家不具备的想法端到人家面前。当然，还是理解为“以电影的名义进言”比较恰当。处在一个“进言者”的位置上，就像无名始终站在秦始皇的对面处于他的下方一样，《英雄》就获得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的待遇。能够在那样的地方举行影片的宣传，这完全不是商业电影的思路，也不是商业力量能够完成的。有谁听说过好莱坞的某部影片是在华府的白宫首映和与记者见面？此后《英雄》所取得的票房收入证明，在中国，要走商业电影的道路，必先走政治电影的道路；换句话说，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电影只能是政治电影。
以法西斯美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
有人用“暴力美学”来形容这部影片的视觉效果，但仅仅是将暴力加以美化，将杀人场面做成一种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还不等于法西斯美学。法西斯美学的效果在于造成人精神上的折服和屈从，它暗示某种神秘的、超越性的力量，它是不可征服的，个人在它面前只是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苏珊．桑塔格曾经分析过纳粹德国的女导演兰妮的一系列作品，指出兰妮在不只一部电影中将高山表现得无限优美和危险，表明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放射着一种幻异的光芒，诱惑人们产生某种超异的和自我超越的印象而投入同胞的团体或死亡。将张艺谋从“英雄”眼光看过去的壮丽河山和李安《卧虎藏龙》中灵动气息的人间山河相比较，就会发现苏珊．桑塔格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张艺谋。
取得至高无上的效果还在于突出某种高度一致，消除任何一种噪音和杂音，用以展现某种强大的压倒性力量。该片中没有一张普通人的面孔，从秦始皇帝到刺客之间一点过渡、仲介的人物也没有，世俗生活在这里是要被取消的腐败，只会玷污了英雄们的高大胸怀。有人对《英雄》中士兵列阵提出异议，说那不像是中国的而像是古罗马的，其实也并不是古罗马式的，只是符合某种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想像：士兵们服装坚固统一、伫列整齐划一、表情呆板如一、动作机械归一，他们从辽阔的、无人的背景中突然涌起，仿佛受到来自一个神秘意志的指挥，迅速地集中和分散，转瞬又不知去向。像蚁群般拥挤的人们已经超出了任何军事上的考虑，数量上的堆积、倍增无非是显示其背后操控权力的堆积和倍增。
在攻打赵国那场戏中，所有的箭、弩都是一起发出，它们在空中飞向一个中心，在形成某个漩涡之后，乃至遮蔽了大半个天空之后，才齐刷刷落下来，而我们从古典小说中读到的战争过程都是前排的先射，后排的续上；黑泽明在《乱》中使用的箭也都是乱箭，没有如此约好了一齐射的。这种远离生活真实的仪式效果有一个直接的现实目的：为高度集中的操控权力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仪式总是伴随着实用。无名最后被处决的那些段落，由那些看不见的面孔发出的众口一词的呼声：“居心叵测、大胆行刺、杀无赦！”“大王，杀！大王，杀！”──给人带来的联想，远不是制作者们所称“和平”资讯，而是一种原始的、古老的嗜血欲望。这场戏中士兵们在宫殿长廊下举着火把来回走动、人数密集人头攒动的景象，令人想起纳粹德国的火把游行。
不知道有多少人从这种完全缺乏对比的视听效果中获取美感或快感，我的一些朋友其中包括第六代导演认为这部影片的“视觉粗俗”，在这一点上，《英雄》倒是迎合了那些缺少分辨能力的大众口味。但说句实话，随着ＤＶＤ放映机的普及，中国观众的趣味正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在变化、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黑泽明等电影大师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谁要是低估了观众的水平，谁就失去了中国电影的今天和明天。
（2003年2月开放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