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真的如此绝对吗？事情有没有变化的可能呢？吴邦国与胡锦涛的关系，他在“上海帮”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江泽民的效忠程度都将成为观察中共高层今后斗争和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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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吴仕途的几个有力人物吴邦国在上调中央工作之前，他的全部从政生涯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干部。影响他宦途迁升的有四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们是陈国栋、芮杏文、江泽民、朱eF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也有力地影响着吴邦国的宦途。他们是杨士法、方毅、赵行志、乔石、邓小平等。
杨士法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文革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兼上海科委主任。吴邦国时任上海电子管三厂革委会副主任，接受杨士法的领导。杨士法与中共元老方毅（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关系密切，文革后方毅任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当时中共大力推行四个现代化，其中科技现代化又是排头兵，特别重视在科技领域培养选拔有专业背景和能力的领导干部。一九八○年开始在杨士法和方毅的推荐及影响下，清华大学无线电子学专业毕业的吴邦国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一九八三年已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科技委员会书记，接了杨士法的班，成了上海市“领导干部”。可以说，吴邦国在仕途上迈出的关键的一大步，是从科技这条线上去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杨士法和方毅。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国栋。陈和方毅、汪道涵都是中共党内的“老华东”，在他们提携下，八十年代时“华东党”大老江上清、曾山的子弟江泽民、曾庆红在上海都得到了很好的政治发展，可谓如鱼得水。由于杨士法和方毅的关系，吴邦国似乎也与“华东党”沾上了边，找到了有力的政治靠山。
一九八五年，芮杏文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是江泽民，兼排名第一的副书记。此时的吴邦国也晋升为市委副书记。芮杏文是“外来干部”，是胡耀邦、赵紫阳的“马”，与江泽民素来不和。从“政治水土”“人事背景”而言，吴邦国当然会近江泽民而远芮杏文，这在仕途上也是正确的选择。两年后也即一九八七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芮杏文调京工作，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也迈出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至为关键的一步──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升迁非靠江泽民一人在吴邦国的仕途上还有颇“奇怪”的一笔。一九八六年从未有外交工作经历的他忽然被委任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这项任命大概与方毅、赵行志有关。方毅曾出任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赵行志曾出任负责外事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一九七九年）、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他们都对吴邦国有良好印象。吴邦国出任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无疑大大开拓了他的工作视野和党内高层的人事圈子，例如他在这项职务中有机会与同是国际交流协会负责人的乔石接触，也留下良好印象。据传在吴邦国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事上，身为人大委员长的乔石曾出力不小。
一九九一年吴邦国接替朱eF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之后几年吴邦国有机会服侍每年到上海避寒的邓小平。老邓对吴邦国印象颇佳。其中有两件事更是得分，一是老邓在上海策动加快改革开放，上海党报刊登署名皇浦平的文章大造舆论，精采阐述老邓的思想；二是中央决策开发浦东，吴邦国积极执行、工作出色，大获老邓和陈云的好感。
由此可知，吴邦国虽然是江泽民“上海帮”的重要亲信，但他自己在中共最高层也深获诸位元老的赏识。他的快速攀升并非全靠江泽民。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开始有步骤的在中共最高层培植属于自己的“上海帮”势力，其核心人物有三：一是曾庆红，二是吴邦国、三是黄菊。这三位核心人物都在十六大上进了政治局常委会。他们的权力分工是：曾庆红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控党建和组织人事大权，还有极大的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插手外交工作，也还有极大的可能在中央军委任职，掌握部分军权，为取代胡锦涛做准备；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掌握最高立法机构；黄菊将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架空温家宝及为有机会取代他做准备。
从以上权力分工可以看出，吴邦国出任人大委员长对“上海帮”的权力布局极为重要，因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这几项公职的产生都是要经过人大选举这一关的。有吴邦国主控人大，“上海帮”的事情就好办得多。对总理温家宝也将造成极大的掣肘。
吴邦国会继续效忠江泽民？那么吴邦国会不会继续效忠江泽民和“上海帮”呢？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变数呢？这里涉及到多项因素。一是吴邦国今天的地位；二是吴邦国的“人品”；三是他与胡锦涛、温家宝的关系；四是他与曾庆红、黄菊的关系；五是党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
所谓吴邦国今天的地位是说他已经“位极人臣”了。作为人大委员长，按照中共的政治规矩是宦途的最后一站，不可能出任党的第一把手，也不可能出任政务的第一把手了。因此无论吴邦国在政治上还有什么雄心壮志，他都到此为止了。他今后若继续效忠江泽民、维护“上海帮”，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也即为曾庆红取代胡锦涛、黄菊取代温家宝卖力气。他这样做，成功了，不会有任何好处；失败了，则会身败名裂。对此，吴邦国不会看不到。他若真的想通了，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其二是吴邦国的“人品”。他是势利小人吗？他非常愚忠吗？在大节问题上他能出以公心吗？他能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吗？这些问题目前都不好回答。不过有两点似乎有些眉目，一是吴邦国并非靠紧跟江泽民、猛擦老江之鞋才有今天。吴邦国的迁升得力于许多人甚至包括对江泽民不怎么样的人，对此吴邦国和老江都心中有数；二是迄今为止吴邦国尚有清廉正派、埋头苦干之名，在上海时尚有“平民书记”之称，不搞特权，未曾腐败。这和黄菊、曾庆红之流形成鲜明对比。上述两点是我们对吴邦国的“人品”抱有一丝希望的原因。
其三是吴邦国与胡锦涛、温家宝的关系。吴邦国虽出身“上海帮”，但他与胡锦涛同为清华大学校友，过去几年吴邦国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与胡锦涛、温家宝皆有相当紧密的工作关系，以他们三人严谨、低调、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应该很少有机会发生磨擦和矛盾，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闻。吴邦国当然非常清楚胡锦涛是邓小平选中且经过中央一再确认的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也非常清楚温家宝是最合适、最能干且得到党内多数人支持的国务院总理人选。支持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地位，吴邦国不会不知道这是所谓“党性”的表现，否则就是党性不纯、大有问题了。
其四是吴邦国与曾庆红、黄菊的关系。亳无疑问他们同出江泽民之门，是“上海帮”中的把兄弟，迄今为止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但今后的仕途或许并不一样，吴邦国同样清楚，江泽民是要扶曾庆红继承大位的，曾庆红也有志于此；江泽民和九千岁曾庆红也是要扶黄菊有朝一日“宣麻大拜”、成为礼绝百僚的当今宰相的，黄菊对此也是蠢蠢欲试。在曾庆红登基和黄菊当宰相的“宏图霸业”上都要得到吴邦国的支持。问题是吴邦国真的愿意曾庆红当皇帝、黄菊当宰相吗？这样的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曾庆红和黄菊若“谋权篡位”有多少胜算和把握呢？这种不得人心、几同乱臣贼子之举有多大政治风险呢？自己值得卷进去吗？这些都是吴邦国不能不考虑的。这些考虑随时都有可能使吴邦国与曾庆红和黄菊的关系做出某些调整。
其五是党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古今中外，任何政治人物的立场态度、相互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们总是处在不断的选择和调整之中。身为中共排名二号人物的吴邦国又岂能例外？何况中共十六大之后政治斗争的前景又是如此的不明朗、暗流汹涌。这边厢胡锦涛开始抖动身段，发出自己的声音，绝不甘心当个傀儡儿皇帝；那边厢老皇帝江泽民还在手舞足蹈，曾庆红、黄菊也是动作多多。这说明今后党内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将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形势的变化将波诡云谲，难以预料，身处高层权力中心的吴邦国绝难置身事外。
胡锦涛将了吴邦国一军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来说怎么看吴邦国呢？如何与他相处呢？这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这与他们和曾庆红、黄菊的斗争有着微妙的关系。不错，从权力背景、人事定位而言，吴邦国属于曾庆红和黄菊的“上海帮”，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吴邦国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没有直接的权力挑战，也没有取而代之的企图，这是他与曾庆红和黄菊的最大分别。这个分别也许能够成为胡、温对他与曾庆红和黄菊区别对待的重要基础。问题是胡锦涛和温家宝能够“团结”吴邦国吗？我们从胡锦涛最近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举动中看出了一点苗头，这就是胡锦涛在去年十二月四日第四部宪法颁布二十周年的纪念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树立宪法权威，任何人、政党、团体组织包括武装力量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胡锦涛的这一讲话精神，矛头直指将个人权力凌驾在党国之上、践踏宪法的江泽民。身为候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面对这一严重问题将绾问呛媚兀可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