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珅贪污，家产可支付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钜万”、“募民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减少，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在干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要二千六百两就成交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
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治贪污，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务人员房屋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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