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访问波兰时，我问华沙大学的一位汉学家：中国工人和知识份子能不能学你们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很难。”追问其原因，他说由于波兰天主教传统很深，团结工会在当时得到了教会的支援。波兰教会成爲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调停人，由于共同的信仰，双方的对抗不像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那样尖锐。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天主教在推动民主、捍卫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说，七、八十年代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主要就是天主教的民主化。这个变化来自六十年代的梵蒂冈教廷会议，那次延续了好几年的会议，强调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帮助穷人的献身精神和个人的权利等等。从那时起，原本具有威权性、和新教相比较少民主倾向的天主教，在许多国家成了“反抗专制的道义中心”。
那么，这样一个确立了人权传统的世界性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目前中国大约有一千多万天主教徒，其中五百万人属于中国官方的爱国天主教会，另外八百万天主教徒追随罗马教廷，他们顶着政治高压的危险，参加地下天主教聚会。地下教会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软禁，有的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还有的被逼逃亡。在中国政府强化对天主教地下教会的打击之际，一位勇敢的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坚持不懈地批评北京的宗教迫害政策，他说：“如果他不站出来，历史将认爲他在犯罪。”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把这位主教称爲“新的香港良心”。
尽管到任才半年多，但陈日君主教早已被当局视爲眼中钉。他不仅要维护天主教教徒的信仰自由，也竭力维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当香港特首董建华将法轮功称之爲“邪教”时，陈日君主教挺身而出，批评董特首损害香港的自治。陈日君主教说：他“不但爲法轮功担心，也爲我们自己担心”。
在对待《基本法》23条问题上，陈日君主教代表香港数十万计的天主教徒，发出激烈的反对声音。不仅声援法轮功、指责23条，这位曾在罗马进修过神学和哲学的博士，还在其他一系列有关人权的问题上和港府“打对台”，例如爲持行街纸的学童争取入学权等等。
爲什么一个信仰上帝的宗教界人士如此干预世事？陈日君主教从宗教的角度，解释神与人权的关系。他说：“从信神者的角度看，这些权利也就是造人的神所给予人的。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一样地宝贵，神也愿意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大众的尊重。”爲了保障人权，陈日君主教还经常强调《国际人权宣言》的理念，宣传“公民抗命不能避免”。
作爲一种宗教，天主教在全世界有多达10亿以上的信徒。由于这个宗教本身提倡自我牺牲精神、赎罪意识和忏悔，一旦它改革成功，确立了保护人权的目标，其教会就在世界不少国家成了谴责压迫、捍卫人权和推动向民主过渡的主要组织。1987年，教皇就曾这样解释教会的使命：“人权中的一切问题都与福音书中的启示有关；而且，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权，那么，它也属于教会的使命。”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涌现出不少介入现实、与专制抗争的优秀主教，例如，巴西的阿恩斯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和韩国的金主教。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香港，也出现陈日君这么一位勇敢的人权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