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抢劫强奸杀人案凶犯段国成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段国成的残忍非同寻常，1999年4月至2001年8月间，他在湖南湖北两省相继杀害11名妇女。大陆媒体形容他“杀人如切菜”。
据段在审讯中交待，他对受害者的尖叫感到既恐惧又兴奋，并伴有莫名其妙的“愤怒”。对方尖叫不停，他行刺的刀就不会停。2001年6月2日，他曾对21岁的女青年陈某狂捅38刀，就因那女子叫个不停，他便情绪亢奋，一顿乱捅，将其胸背部刺成蜂窝状。段的冷血还体现在每次杀人后，他都从容离开现场，然后清理血迹。
段国成在狱中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小时候，段国成就经常小偷小摸，其父为让他改掉恶习，曾用老虎钳将他一个手指夹得变了形，可段还是恶习不改。1988年1月，未满15岁的他因盗窃被收容教养3年，这是他仇视社会的开始，并使他有一种莫名的犯罪冲动。
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黑社会匪首张君也是个极度冷血的人物，他制造了数起惊天劫案，先后杀死了28个人。无独有偶，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在少年时代被劳动教养使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强烈欲望。他说，因为打架斗殴就被关了三年，心理上太失衡了。
劳动教养制度创设于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的对象也经过数次扩大解释而变得范围模糊，在大陆的司法实践中，只要有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偷鸡摸狗、卖淫嫖娼等都可以被劳动教养。而且劳动教养处罚很重，最长时间可以达到4年。劳教人员在劳教场所所受的待遇也比监狱里的犯人好不到哪里去，需要服苦役，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劳教制度事实上造成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局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仁文研究员的统计，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警察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
与之相劳动教养制度相“媲美”的还有收容遣送制度，相关制度多由地方政府立法规定。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收容遣送条例》规定，“流浪乞讨的、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无合法证件的、无正常居所的、无正当生活来源的”都可以被收容。和劳教制度相比，收容的时间一般是几天或几十天，但是这种收容对象的宽泛和随意足以使任何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随时失去人生自由。事实上，在城市谋生的进城农民经常遭到收容，因为人数太多，目前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进行准确地统计。
劳动教养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是以法律的名义践踏法治的“法外之法”，是世界上少有的不经司法审判就剥夺人身自由的可怕刑罚。近半个世纪来，劳教和收容使用范围之广、受害人数之多，世所罕见，也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毋庸置疑，这两种制度的确为大陆的社会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客观上也降低了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但是这种结果是靠大规模地侵犯民众合法权益的方式获得的，这种所谓的稳定也是非正义的。著名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分析说，“被称为正义的刑罚应该是必要的刑罚，伺机以待的暴政以暂时的利益和某些显贵的利益为诱饵却不顾无数不幸者的绝望和眼泪，立法者如果不想使暴政有机可乘，就不能容忍有利可图的非正义。”
更重要的是，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的对象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在中国警方的实际操作中，14岁以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劳动教养或收容审查的对象。众所周知，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这两种制度容易让很多未成年人在轻微违法犯罪或者根本是无辜者的时候就遭受严厉的刑罚，可以想见，这将会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仇恨的种子。
笔者在和大量民工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曾被收容，他们普遍地对这一制度极其厌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一不偷二不抢，只是靠自己的体力谋生，却被象罪犯一样关起来，确实想不通。”
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王姓河南信阳籍民工，他13岁时跟随老乡到北京打工。小学教科书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教导言犹在耳，他知道他很快就可以看到“神圣”的天安门了。尽管他在拥挤的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他还是非常兴奋。他绝然没有想到，他一出北京西客站就被警察押上了警车，送到了收容遣送站关押了起来，然后辗转送到了郑州收容遣送站。如果要想回家，需要他家里人缴纳1200元左右的收容遣送费。这位可怜的小民工哪里承受得了这笔巨款，一直不敢通知家人。最后他的家人通过一位在郑州做律师的亲戚费尽周折查到了他的关押地点。在这位律师亲戚垫付了收容费用之后，这位被无端关押了28天的少年才被郑州警方释放。他哭着说“我爱北京天安门，谁知道天安门不爱我。”
这种侵犯人权的制度背后是把农民视作贱民的心理歧视，这种歧视将会给曾经遭受过处罚的无辜者造成极度的心理伤害。正如贝卡利亚所说，“使无辜者忍受着犯罪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
段国成、张君是浮出水面的几个大陆知名罪犯，更多的少年因为遭受严厉的刑罚走上犯罪道路。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的收容劳教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么多心理变态、手段残忍的罪犯，中国大陆开始因为收容教养制度得到难以挽回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