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年以高干子女为主的老红卫兵头头们，纷纷成为“第叁梯队”得到重用；而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叱风云，历尽沧桑，列入“叁种人”，政治上已经难再超生。
现在几乎一切有关文革的书刊，都把红卫兵描绘为暴徒。其实红卫兵是个统称，当年的大、中学生大多参加过各种群众组织，都可以看作是“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运动初期成立的，即“老红卫兵”，另一类则是后来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产生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年的老红卫兵以“革命后代”自居，在学校率先造校长、老师的反，继而冲向社会造“牛鬼蛇神”的反，制造“红色恐怖”。他们当中为首的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然而文革开始后不足半年，运动的火烧到自家老子头上，他们就成了“保守派”。那些组成“联动”（北京市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红卫兵，更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尽管是“红色恐怖”的主要肇事者，但在文革结束后很少受到追究。这是因为当年他们多为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因为他们有高干的家庭背景。今天，这种身份仍然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的重要资源。
谭力夫可算是老红卫兵的风云人物，高级干部子弟。六六年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赞赏“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从而名噪全国。不久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批判，关进监狱，更名为谭斌。文革结束以后，他曾在邓小平儿子邓朴方麾下的康华公司任职，在武装警察部队任军官，现在是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兼党委书记。
文革初期，北京市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曾经威风一时，它的头头多为高级干部子女。文革后，在中共元老陈云的直接干预下，西纠和联动案得到平反。它们的一些头头或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或与高层领导子女有密切关系，同时自身又具备一定能力，纷纷成为“第叁梯队”（接班人）成员，得到重用。著名的光大、中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就有原西纠的头头。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中，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现为解放军将军，已故原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现出任驻芬兰大使。
但并非所有高干子弟都是“保守派”红卫兵。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前北京《光明日报》女记者戴晴当年就是个“造反派”。她表示，当年“造反派”确有不少失误，而“造反派”在文革后一度成为“坏人”的代名词，但她本人不认为当过造反派有什么可耻。她认为：“许多曾被造反派打倒的中共元老在文革后控诉如何被迫害，但这些老干部其实也有一定责任，正是他们协助毛泽东巩固权力老干部可说在文革期间自食其果。”
不过，造反派的领袖大多不是高干子弟，而来自群众以及一般干部家庭，他们在文革中主要冲击当权的党政领导。为此，在文革后，他们中很多人被列入“叁种人”（打砸抢、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不得重用，有些人受到法律追究。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可以算作代表。
蒯大富是以攻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名的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六六年至六八年他叱咤风云两年多，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受到批判，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作技术员。七零年他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七八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八叁年判处十七年徒刑，刑期自七零年算起。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八七年刑满释放。
蒯大富出狱后才结婚成家，九二年应聘到山东蓬莱市的乡镇企业任工程师。九叁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企业，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红卫兵经历，一直是蒯大富反复思考的事情。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为之悔过，但是不能接受判决书指控他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
蒯大富走到哪里都有不少朋友，其中既有清华大学旧“战友”，也有文革时的对立派别的一类。不少文革的过来人对他的过去持批评态度，同时又表示理解，因为那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失误和迷失。而蒯大富为此已经承受了至少十七年的监禁，一些人认为，论惩罚也足够了，他有权利开辟新的人生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韩爱晶二十岁，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首都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羁押，后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厂作技术员。七一年受隔离审查，接着被监督劳动，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八叁年被判十五年徒刑，八六年获释。先在劳改农场，后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
九０年韩爱晶对一个朋友说，他为自己参与打击、甚至动手殴打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聂元梓被当做红卫兵领袖原本有些滑稽。她是抗日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六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四十五岁已是作红卫兵妈妈的年龄。她因为领衔签署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举成名。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她受到批判，但六九年中共“九大”上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一年又受隔离审查，七八年被逮捕。八叁年她被判十七年徒刑。据说她于八四年获假释，以后化名王兰，“下海”经商。她运用与一些领导干部的老关系为生意打开了局面。她致富之余，资助家乡建设，赢得了一些赞誉。当然，她不会忘记文革，并说她有意撰写回忆录。
当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先被关押，七八年正式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八叁年释放，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近年也“下海”经商。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公社”主要负责人，关押期间于八二年患癌病死于狱中。死后一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她的审判结论是：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较轻，免予起诉。
李冬民的情况与上述几位有所不同。他在文革之初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六八年参军，七零年被审查，后来复员到北京一家工厂作工人。七六年参加清明节悼念周恩来逝世、抨击“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七七年清明节前夕，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阴谋策划反革命活动罪而逮捕，次年无罪释放。
获释后李冬民先经考试在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工作，后来自己创建了民办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一九八九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被民众推翻后，他上书中央，称罗马尼亚以及东欧的政治剧变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而不是罗马尼亚和东欧的选择，并批评中共中央的政策“右倾”。但这种左的反对意见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