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们去拜访了83 岁的沈苏儒先生。沈老先生曾任《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副总编辑，是我国资深翻译家。由爱泼斯坦着，他翻译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的译文正确、流畅地表达了原文的内涵和精神。
早在2000年8月，沈苏儒就与外宣专家爱泼斯坦、林戊荪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重视翻译问题。他们说，“外文翻译差错俯拾即是，有的还是政治性错误，如‘中国大陆’错译成continental China（大陆中国）。‘停车场’（Parking lot）错成'包装场'（Packing lot）。把‘腾飞’错译成‘take flight’（逃走）。有的差错到了荒唐的地步。如染发的‘染’字dyeing少了一个字母，变成dying（死亡），用餐的‘碗’字bowl多了一个字母，变成bowel
（肚肠）。”
沈老先生摇摇头说：“呼吁了半天也不管用。”
现在看来，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因为翻译恶劣问题已由街头标牌侵入到学术著作。如果说街头标牌错误只是丢人现眼，学术译作错误则是误人子弟。
2002年年底，我曾校对一本学术著作译稿。翻译者是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让我大惊失色的是：第一页就有36个错误，而且全是硬伤！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一个非英文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英文一般。此书翻译的“雅”与否，我无力判断，是否“精确”，也顾不上了，只能对着词典看它是否“正确”，比如是不是把“增加两倍”译成了“增加三倍”。
我硬着头皮认真把第一章校完了。因为做过编辑，对稿件认真已经成了习惯。
我清楚，负责译校另外章节的那些研究生不会下我这样的笨工夫。
这本书现在摆在书店里，装潢精美，很有学术派头。满怀恭敬阅读它的人，哪知道开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样的事情在高校中已是家常便饭。往往是教授拿到版权，一个字也不翻译，分派给自己的研究生。学生译完了，只有很少的教授实事求是，论功行赏。大部分教授把自己名字署上“主译”或干脆“翻译”的衔头。好一点的，会在后记的最后几行提提研究生的名字。不好的，只字不提。学生有怨言，也是人在屋檐下。教授则名利双收，既有稿费，又有“科研成果”。
一位清华教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研究生送他一本书，厚厚几百页，完全是他自己翻译的，他的导师则是“译审”。这位清华教授精通英语，对所谓“译着”一向怀有戒心，就问这个学生：“你的导师有没有给你全文审阅？”这位学生说：“他英文还没我好呢，审什么审？”
如果此书翻译准确无误的话，那么还只能算是教授剽窃学生成果。问题就在于，这样的译作往往错误百出，惨不忍睹。学生不情愿地为老师干活，自然不会认真对待。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上，认真与否，天壤之别。更何况，即便是认真对待，就能译好吗？现在的很多译着，没有多少是外文系学生翻译。特别是学术著作，往往是导师找本方向的研究生对付。学生自己的外语就不通，如何胜任？在大学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学生，你明明知道他外语不行，他却已经完成了好几本译着，俨然是资深翻译家。在有些专业的研究生中，代导师译书者恐怕已达一半以上。书店里的译着，大量出自这些半瓶醋“翻译家”之手。
庆幸的是，我们还有老一辈翻译家。去年见到原国家外文局局长林戊荪先生，这位70多岁、已把《孙子兵法》译成英文的老先生，正致力于翻译《论语》。他说，为了准确把“君子”一词译出，他遍查典籍，已经思考好长时间了。
希望我们的年轻“翻译家”们能向林戊荪、沈苏儒这样的老翻译家学习，不光学习他们的学问，更应该学习他们做学问的精神。当然，首先应该受教育的，还是我们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