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作者:齐坚 发表:2003-02-27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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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不久前为国际社会 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 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 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 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 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1 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 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 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1 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 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 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 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 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 “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 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 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 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 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 “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 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 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 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 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 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 是首当其冲。

  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

  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 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 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 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 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 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 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 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 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 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 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 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 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 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 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 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 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 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 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 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 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 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 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 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 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 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 回。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 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 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 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 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 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 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 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 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 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 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 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 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 以上。

  农村合作社中的超强度劳役与饥荒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 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 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 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 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 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 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 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 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 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 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 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 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 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 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 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 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 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 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 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 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 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 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 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 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 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 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 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 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 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 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 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 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 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 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 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 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 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 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 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 ·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 “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 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 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 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 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 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 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 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 “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 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 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 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 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 “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 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 少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 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 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 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 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 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 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 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 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 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 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 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 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 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 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 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 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 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 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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