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就有亲身访问延安的强烈愿望，但一直未能如愿。三年前，这个宿愿终 于得以实现。当时乘坐的北京飞往延安的飞机是50座的螺旋桨式飞机，似乎象征着 延安的现状。一位同事也曾乘坐该班飞机去过延安，他回忆起当时途中飞机的一只 螺旋桨停转的惊险经历，至今还心有余悸。于是这也令我一路倍感紧张。当飞机终 于平安着陆的那一刻，机舱内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原来大家的心情与我是一样的。
1934年，毛泽东（1893－1976年）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受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 的围剿，被迫放弃江西省瑞金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征”。1937 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了天然要塞陕西延安。长征途中，由于战斗减员和艰难行军中 的牺牲，共产党军队从出发时的9万人（另有说法为30万人）减少到了3万人。
在延安，至今仍保存着毛主席的故居。毛主席故居也是一个当地特有的挖掘山 体斜坡建成的“窑洞”。在这里，我仿佛感觉时间倒流回到了半世纪之前。故居中 还保留着毛主席当年和美国记者埃德诺·斯加（1905－1972年）会谈时用的桌子。 斯诺正是根据那次采访撰写并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红星》一书，使中国共产党和 毛泽东一下为世人所知。
斯诺遗留下来的当年和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内容十分精彩。当时斯诺事前准备了 一张关于毛泽东个人问题的清单，其中就有“您共结过几次婚”的问题。看到这个 问题时，毛主席马上就笑了。为斯诺的执着所感动，毛泽东向他讲诉了自己从出生 到延安的整个前半生经历。
在采访中，毛泽东讲诉了许多往事。“10岁时，私塾的先生很严厉，经常打学 生，我很讨厌他，于是逃了学。因为怕被父亲骂，一次没敢回家，一个人在山上游 荡了三天。”“母亲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饥荒时有乞丐到我家时，她总要分大米 给他们。”“在新式的高中里，曾有一位日本人老师教授音乐和英语。因为他戴着 假发，于是成为了大家嘲笑的对象，但我非常喜欢他给我们讲日本的事情。他还教 我们唱日俄战争中取胜的日本的胜利战歌。至今我还记得歌词中歌颂了了日本的美 丽和强大，这和我们现在印象中野蛮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详见《The Long Revolution（漫长的革命）》，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
斯诺总共五次见过毛泽东，是与毛泽东关系最为近的外国记者。1972年2月，尼 克松总统的访华改善了美国和中国敌对关系。在此前一年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刚 刚会见了斯诺，当时的会谈记录也很有趣。他们的谈话涉及到了美国的政治，毛泽 东表示：“我不喜欢民主党，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共和党的）尼克松政权， 他很少说假话。如果他想来北京，希望你转告他可以悄悄地来，只要坐上飞机就能 来了，见了面话不投机也没关系。但是，在你的美国总统不存在任何秘密，要想将 总统出国的消息保密是不可能的。”当时受到苏联的威胁，中国希望与美国改善关 系－－从会谈记录中不难窥见毛泽东的这一心情。
在延安，我访问了许多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历史遗迹，在此过程中，高中时代所 读过的一本书的记忆在我心中复苏了。那也是一位西方记者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 后所写的毛泽东的传记。当时，为了探究充满神秘迷团的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 斯诺为首的一批西方记者来到了延安。由于当时日本和中国正在打仗，很少有日本 记者前往延安，现在也没有日本记者留下的采访录。通过西方记者留下的珍贵记 录，我深深感到了克服重重困难舍命来到延安的那些记者身上伟大的职业精神。
在延安，现在还生活着当年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年届古稀的郑老汉在孩提时代 曾经和母亲每周为毛主席送洗完的衣服。他还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抚摸着自己的脑 袋问：“长大了想干什么？”“工作”，听完他的回答，毛主席还给了他一只馒 头。“当时真是非常高兴”，对于这件小事，郑老汉至今仍记忆犹新。
延安四周都是山，交通十分不便。为了取水，当地人不得不提着水桶每天爬上 爬下。当地的厕所条件也不理想。虽然当地条件比起半世纪前已经有了巨大的改 观，但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想到延安在革命时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切身 感到了延安的现实与其声名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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