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朱镕基现象与改革时代的终结

发表：2003-03-04 15:10

2003年的中国人大会议即将召开，中国总理朱镕基即将告别政坛，由于朱镕基一直广为争议，或者由于他的个人风格而倍受媒体瞩目，因此各家媒体都打算送他最后一程，或者说打算为他写一篇"总结报告"。本文就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的编辑给我的"命题作文"，但坦率地说，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有点勉为其难。一方面这类话题不是我的长项。我对关于当政的领导人的政论文章一直缺乏兴趣，在底层如此压抑的时代天天讲述这些大人物的"政治故事"，我总觉得是一种特别形式的权力崇拜。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这个资讯如此封闭的国家里，相关资料很难看到，而能看到的资料都是可疑的。因此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评论都会受到缺乏资料的限制，由于缺乏资料，文章就不会很有价值，很多争论就可能变成意气之争，或者感情之争。

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谈论一下朱镕基，我只能谈论的是"朱镕基现象"。所谓"朱镕基现象"主要是指：为什么朱镕基获得了如此之多的注意力，无论官方媒体还是民间舆论，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崇拜和批判、期望和否定都共同表达了一种特别关注之情。在我看来，这个现象比朱镕基本人如何以及他的是非功过更值得人们研究，也更有"学术价值"。

理解朱镕基现象首先必须理解我们的时代，理解改革时代。我们不能把改革时代仅仅视为后毛时代的某种经济政策的转型，而应该把它视为清末改政的一种接续。这个改革时代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150年，它的基本特点仍然没有改变。什么是中国的改革：第一、就是秦始皇主义的社会向市场主义的社会的转向，其目标体系先后经历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时代。第二、由于灾民社会的权力自私，这种转向的进程和方法必须被控制在"国家"或政治权力手中，或者说是渐进的和自上而下的。这两个相互支持而又互相排斥的方面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命运。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将证明，改革仅仅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中间阶段，它不可能建构一个理性社会或现代社会。它是地地道道的过渡时代，但它在中国的特点是它存在时间太长了，而把自身视为一个可以不断自我调节的新时代。

朱镕基现象是改革时代必然出现的政治现象。在一定时间内，无论是持哪种政治观点的人，无论是海内外，人们在支持"改革派"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产生于这样一些"改革观念"：首先，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改革必须由改革意志的强力人物主持。事实上即使那些批判朱镕基的评论家，也仅仅批判他不是真正的或成功的改革家而已，但在中国需要一个叶利钦这个问题上，他们和他们的论敌（那些坚决为朱镕基辩护的人们）是一致的。当然，中国的政治传统的"清官崇拜"思想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朱镕基之前的那个"政府"以及朱镕基同时代政治人物的个人特点等等，都使人们更容易对朱镕基产生好感或好奇心。在这种意义上，不是说朱镕基有多出色，而是他的同僚们由于太暗淡无光而成了他的舞台背景。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忽视了朱镕基必须同时为改革的第二个规定性--即保证权力部门对改革的绝对监护权和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而这种努力造成了整个改革的内在矛盾，并导致了整个改革时代的终结。举例来说，1998"两会"出笼的"朱镕基主义"基本内容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确保"产生了"政治任务"和经济目标之间的巨大张力，特别是当外在条件已经变化的时候，坚守这样个经济增长率使人看到了自上而下这种改革模式的政治缺陷。而"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都出现了社会目标和权力目标之间的深刻冲突，结果在改革方案实施中，损害权力利益的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废了，而损害社会利益的改革方案（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改革的意义）则取得实效--但其中最使人垢病的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强化和城市工人、农民利益的受损（以粮食改革为代表）。这种改革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倒退，它的正面意义之一是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改革时代该结束了，改革在自身的逻辑之内已经无力完成中国社会的变迁。

作出这样一种判断不仅仅是认识到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已经耗尽，而是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今天，权力主导的改革不仅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是社会进步的新的阻力。因此，送别朱镕基确实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他的光彩夺目使他成为150年来最后一个改革人物，而中国政治的落后、农村人口的比例之居高不下则宣告了他的失败--也宣告了整个改革的失败。如果说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是政治的化和文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那么150年的中国改革是一场大失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葬礼是由朱镕基来剪彩的。

朱镕基现象是一场悲剧，但改革本身注定是一场悲剧。它的内在矛盾是无法调节的，因为它不是建立权利和契约原则上的，而是建立在等级和身份原则之上的。在西方，希腊罗马在前，而基督教和封建主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继其后，形成了契约文明的传统，它使得近代的早期、或中世纪后期的文明能在税率谈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天中国，就是要从改革时代进入权利时代或者谈判时代。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应该是帮助、期望或者支持体制内的"改革派"，而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并在有限的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日益形成压力集团，形成契约制度产生的社会学前提。

2002年晚些时候，由于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结束，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声重新浮出水面。如著名知识分子李锐先生在《炎黄春秋》、茅于轼先生《北京日报》发表了颇有力的文章呼吁推动政治改革。同时，官方和民间关于宪政问题的重申和研讨正方兴未艾。特别是互联网的自由重新活跃起来，人们越来越对"布拉格之春"重归表示乐观。但问题是，人们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局限和对我们生活的伤害，因此告别改革还没有成为思想的主流。事实上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上的悲剧--尽管朱镕基现象150多年来如烟云过烟，而戊戌灾难此起彼伏，但我们仍然打算站起来呼唤、迎接或抱怨一个新的朱镕基。

朱镕基走了，我希望这是最后的告别。

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

（转自《不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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