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中发现，有些敢干敢闹的人，他们也很容易从外界获取帮助，但有些人就利用这种优势作为一种资本，有的将外界送来的信息垄断，和村干部无异，有的则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经常会发现他们在村中有些时候只是一个小的集体，还有很多村民并不支持他们，虽然也不反对他们。这个圈子虽然经常和政府的非法行为作斗争，但他们将自己孤立起来，势必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帮助他们时，发现我们本来是希望通过他们来送给所有村民的资料被他们自己藏起来，记者秘密下去调查时，他们到处先宣传一通，有时也让我们心寒。不过，没有这些人，农村中的人又没有别的与外界接触的地方了。我确实很困惑。
这让我极为不安。我知道这位朋友是有理想的，热血的，有正义感的，而且他确实付诸了实践，结果他遇到了如此黑暗的现象而无从着手。我当时匆匆忙忙地回信，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正常的，是人性固有的黑暗，我甚至把我正在研究的应对专制体制的经验模式告诉了他，我说，“你能发现这一现象已经大有收获，这一问题我也是最近才考虑应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揭露论述。只要简单地告诉你一点就行，专制社会里都有它的兄弟，即反体制的体制派，他们最初的出发点可能是要反抗体制，但后来都跟体制调情，最后与体制相适应。今天许多在民间在年青学人那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但是，我这么回复后更为不安。我们常说专制是落后的原因，但在中国常见的却是，专制成为了落后的结果。要改变落后的生活，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专制，是摇身一变成为专制的人物。我们还能信任人吗？一个人要做好事，他信任的中介对象却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中介变成了掮客。我却告诉他这是正常的。我好几天看我的回信，对这种敷衍了事的回答很是羞愧，我不应该把我们成年的虚无和黑暗暴露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朋友的；更进一步说，我不应该把这种专制的生活方式只是归咎于人性，而不诉诸于实践理性的制度规避。
我知道，这种体制外的力量逐利最大化冲动不仅让年轻人困惑，更让他们寒心。那些人对于资源的垄断，对于信息的封锁其实也是一种贪污腐化。他们利用了人们的善良和关爱之情，他们把这种生活的希望贪污掉了，而这种对生命的关爱正是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最为宝贵的财富，他们把这种财富化公为私据为己有。我曾经听说过，有人想给国内的人资助一二，希望他们能专心地投入到增进社会福祉的工作事业中去，但这些人知道有“不要白不要”的钱后纷纷开出价来，有的穷困的理由却在于“单位买房缺钱”、“孩子入学需要赞助费”，这一情况让人大为失望。我还听说，在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近水楼台”地跟洋人拉上了关系，他们从洋人的基金会里申请了不少钱，名目都是感人的，对弱势群体的调查，对法治化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投人所好而已，他们垄断了这些信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弱势群体方面的专家，成了法治本土化的权威发言人，但他们对于社会进程并无多少助益。可以说，这些落后国家和弱势群体的信息中介和知识中介对极为宝贵的信息和知识资源的肆意践踏和独占现象在当下中国是大量地存在着，它们是一种腐化行为，是一种投机行为，那些中介真正成了掮客，他们掠取了人民的希望，戏弄了理想、正义、知识和良心，他们貌似反专制的体制，却成了专制的又一种化身。今天在网站上可以看到，众多的网友和青年人已经看透了这种人的“把戏”，他们甚至本能地反感那些知识的持有者们所热烈讨论的话题，因为那些话题跟民众跟中国社会无关。
我知道，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到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活动、民间力量的救援活动中去，他们是极为真诚的，是纯洁的，是不能容忍尘渣污染的；他们在关心社会以尽公民的责任义务的同时，也更多地触及到不少黑暗的现象，不少人性的弱点。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成效困惑，他们也最容易像我一样归咎于人心，从而绝望。
我知道，甚至联合国的官员也为他们的捐助活动成效不大伤透脑筋，他们资助贫困人群的钱往往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款项到达后者手中。
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困惑阶段，我们不能只是归罪于人心人性了事，这些社会现象仍是可以消除的，正像联合国的官员从未放弃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努力和希望一样，落后地区垄断知识和信息的政府和个人行为仍是可以制约的。因为那些独吞信息的人跟专制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一样，永远不能持久，只要信息和知识的流布输送打破封锁，贪污腐化就可能被减低到最小程度。因此，只要这些对于落后贫困地区的救助活动尽可能地公开透明，掮客们就得按规矩办事，就只能尽一种中介的本分。
掮客们的信息封锁是一种自私行为，是一种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当民众们纷纷参与公共活动时，掮客们的徇私机会就极为有限，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救援也是发动民众的过程，援助是一种公共行为，当被救援的对象被包容进这种公共事务里时，当这种公共事务制度化时，掮客们就会日益失去存在的土壤。
原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