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那天，我正在餐馆里吃饭，旁边的几个白人青年为一场篮球吵了起来。开始我没在意，后来越吵声越大。突然有人拍起了桌子，接着又推推搡搡动起手来。几个人先是绕桌而斗，后来干脆抓起碗碟互相投掷。横飞的碗碟伤了旁边的人，顾客纷纷躲闪，餐厅里乱成一团。
老板大叫：“报警，报警”。
过了五分钟左右，外面有警车声响。听到警车声，几个打架的年轻人慌了神，纷纷夺路而逃。但有一个戴着死神面具的浑然不觉，手中舞张凳子乱跳乱打。 我看着吓得惊恐不已、紧紧护着小孩的老太太，想也没想，便举起一把椅子去挡那人的凳子。啪的一声，他的凳子被架住了，但一条凳腿打中了我的手，手指钻心的疼。我又不敢松手，就势把他往墙边推，连人带椅把他顶在墙上。
这时，警车已在门外停了下来，门帘一掀，进来几个警察。老板突然用广东话叫道：快跑，赶快从后门跑，门在柜台后边！我心中一激灵，放下椅子就往后门跑。我心想，待会儿警察要取现场目击证词，肯定查身份，我这“黑”身份就得暴露。
刚跑到后门，就听有人大喝：“站住！”紧跟着警察追上来。我出了后门，慌不择路地狂奔。这时天已黑了，但餐馆后面几条街十分明亮。回头看，两个警察提着警棍像接力赛的运动员似的冲了过来，我没命地狂奔。
我跑过两条大街，街上人来车往，十分危险，几次都差点撞上。我不敢横过马路，便顺着大街跑，双肩不时地擦刮路人，引起一片叫骂声。 后面两个警察也没有放弃的意思，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奇怪的是，街上行人也没有见义勇为的，只要有一个人便伸腿一绊，我就得束手就擒。 再跑一阵，我觉得实在没力气了，心想不跑了，大不了蹲监狱，反正跑不动了。又跑出一两里地，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没影儿了，我竟然逃掉了。
掏空贩卖机
我“黑”了以后，不在一家店里打工，一来二去认识了另外几个人，我们都嫌打工来钱慢，就琢磨着发点邪财。我们瞄上了动贩卖机。日本的自动贩机到处都有，一般是卖饮料和香烟。每种商品都有标价，饮料是110日元一听，香烟是220日元一盒。往机器里塞够硬币，要什么东西，只要一按指示键，东西就会掉下来。如果塞进去一千日元的纸币，机器还会找零钱。
我们把一张一千日元的纸币对折，用细钢丝拉住，塞到自动贩卖机里，机器显示金额1000，按键选商品，一般选110日元的饮料，机器就会找零钱890日元，然后再把纸币用细钢丝拉出来。这样反复操作，直到把贩卖机里的硬币掏空为止，一台机器最少也能弄个万八千日元。
我们四个人先借了一部车（到处都有汽车租赁站），从东京到名古屋再到大阪、京都，一路下来都得手了。搞钱一般是在晚上，自动贩卖机昼夜都开。我们四个人各有分工，两个人望风，一个人在车里，一个人搞钱。
一个星期下来，搞了多少钱我们都不知道。从京都开车向西，本想去广岛、福冈大干几把，路过冈山的时候，顺手牵羊地干了几次，谁想到就“栽”了。那天夜里我们正搞一台机器，几个警察当场把我们抓住了。原来这台机器后面就是住户，住户听到外边情况不对就报了警，我们搞钱时贪心不足，非要把这台机器吃光，逗留时间长了，就“折”了。深更半夜折在这么个小城市，真有些不甘心。
审问我们的法官特地从冈山大学留学生部找来一位日语好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我们只得全交待了。不交待也不行，人赃俱在。被抓的那一刻，我们设计好的逃跑方式没用上，太突然了。
日本的硬币有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和500日元共六种，自动贩卖机里只使用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和500日元共四种。打开我们汽车的后备箱，硬币像小山似的，最后清点一共150多万日元。 这回算跑不了了。
本分的“黑”人
我到日本先上语言学校，准备进日本的大学深造。 正当我准备参加日语一级水平考试前，上海的父亲突患脑溢血。我急忙返回上海，在医院陪了他整整三个月，直到父亲去世，我才回到东京。大学是没法考了，我就报了一所专门学校，结果日本入国管理局不批。走投无路，我“黑”了下来，在一家店里打工。
一天，十几个日本人来我们店里开“忘年会”（就是新年前的聚会）。有一道菜要往菜上挤柠檬汁当调味料，客人中的三位姑娘都使不上劲，作为店员我只好帮她们。 忘年会结束后，有位姑娘委托同来的科长向我要名片。我一个打工仔，哪来的名片。
只好将店里的名片写上我的名字、电话、住所等给了她。 几天后，我在店前给行人发广告宣传单，突然一只小手伸到面前，那只手还夹着一张名片，正是我写的那张名片。
当时我尴尬极了，倒是那姑娘主动把一张她已的名片递了过来。第二天，姑娘又打来电话。就这样，我们算认识了。
她叫立花聪子，25岁，在新宿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不仅文静、贤慧，而且家境良好。父亲是某出版社的部长，三朵金花中她是长女，属她最漂亮，父母爱如掌上明珠。我做梦都没想到她爱上了我。 按日本规矩，长女招婿，继承家业。当家里发现聪子的恋人是外国人时都傻了，父母坚决反对，两个妹妹也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黑”学生有辱门风，入门后，一家人很难相处。
短短两个月，聪子的体重竟减速减了五公斤。父亲看事到如今，再僵持下去，反而会逼女儿走绝路，便主动与女儿长谈了一次，表示尊重好的选择，但必须放弃继承权，婚后住在外边，至于毛脚女婿如何对待，见面后再决定。 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上门拜见她父亲，经过交谈，父亲对女儿说：“中国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但真正接触后，并非那么回事。他有理想，有能力，这些都是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不具备的。” 最后他向我深深地鞠躬，郑重地说：“女儿的终身就拜托你了。”
婚后，我们夫妇去了入国管理局，因为我已失去了在留资格，所以必须重新申请。 几经周折，我才取得了正式的在留资格，结束了我的“黑”人生活。
“导游”没有方向
我黑了好几年了，除了打工，还捞些外快，捞外快的方法就是当向导。这几年从国内来的考察团越来越多，很多团名为考察，实为观光。时常有些人想开开洋荤，自己外语不好，人生地不熟的，又不能向接待方提这类要求，只能找当地的中国人带他们去。
这些人一般都是国内的暴发户，想去那些赌场“红灯区”这类的地方。我每次当向导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如果遇上三五人的团每人收一份钱，半个月可以不打工。
一天，我正在街上转悠，远远看见四个从内地来的中国人（从内地来的中国人，一看衣着就知道），我假装没事儿朝那边走去。 这时听有人问我：你会讲汉语吗？口音像是江浙一带的。我问：“什么事？”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来考察的，你知道哪里比较好现，带我们去看看。”我说：“我现在必须去打工挣钱，没时间呀。”他们赴紧说：“打工的钱我们给，放心好了。”
谈好价钱后，我就带他们上路了。一路上边走边聊，才知道来自江苏，是某县几个乡镇企业的领导。他们问我是不是学生，我只能撒谎说是，我心想，当学生是几年前的事了。 赌场或红灯区都是晚上热闹，那天又不是周末，街上冷冷清清的，我们几个老外格外显眼。也许是考察团的人穿着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巡逻的警察盯上了我们。
在欧洲，除非正式场合或工作要求，一般人很少穿西服，穿西服也是休闲的，不穿整套的。他们几个都穿着整套的西服，打着领带，却穿着旅游鞋，这种打扮可以说全欧洲都少见。远远地看见两个巡逻的警察向我们快步走来，我情知不妙，跑。
考察团的人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警察拦住了。这里的街道我再熟悉不过了，没几分种就跑了。让我心疼的是即将到手的一笔收也跑了。没办法，谁让我是“黑”人呢！
我跑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不会外语，即使找个翻译，也解释不清半夜到这里考察什么，瞧热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