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第59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召开之际，多家传媒报道显示舆论各界正在质疑联合国在人权监督方面起到的作用。而该书因全面披露联合国人权状况的引起了各界不小的震动。本书由素有人权卫士之称的前《世界报》（Le Monde）驻瑞士记者让-克罗德.布海(Jean-Claude BUHRER)先生及其夫人乐万森（Claude B. Levenson）共同完成。
新书发布会由新闻俱乐部执行主席M. Guy Mettan主持。会上布海先生及其夫人作了发言。30余名传媒及各界人士出席了此次发布会，反应积极热烈。
联合国体制漏洞引人忧
布海先生表示，最近几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出现了明显的体制上的偏差。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已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
布海说，他在书中以大量证据披露了联合国不尊重人权、违背人权委员会创建初衷的事实；人权委员会结构上已经“健全”了，但在实践中似乎一切措施都向维护人权相反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开会的时间减少，晚上会议取消，反映人权状况的报告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时间缩短到1分半钟等。
他说，在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等世界大国尚能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维也纳公约也专门指派了高级专员监督各成员国的人权状况。从冷战结束以来，几乎没有人再起这个作用了，人权成了一笔大交易，人权委员会的系统运作也越来越不利于维护人权。象沙特阿拉伯这样屡犯人权的国家竟然能成爲成员国、以及中国等国家利用经济利益收买会员国等就是证明。而另一方面，对于象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及民主运动等显见的人权问题，人权会议却故意视而不见。
人权问题变成“自家的事”了
布海夫人指出，她发现联合国人员委员会成员国的一个现象，就是“每个国家都觉得谈人权很好，但涉及到自己，就都把门关起来，人权问题变成各自国家的事儿了。”对于那些敢于当面直言的组织，如记者无疆界组织（RSL），利比亚却以其在现场发传单爲由，给他们安排一个“捣乱”的罪名，取消了他们出入联合国人权会议的资格。那么，这个人权委员会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呢？
其实人权委员会也象其他委员会一样，爲了不得罪任何人，他们没有勇气去谴责，很少有国家说：“不能再这样，够了。”尤其那些自称是民主国家的，不但不坚定地尊重和维护人权的原则，反而不光彩地在幕后作交易。如果对待民主就像点菜一样随便，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点了，那么那些专治的国家就会强迫别人，因爲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没有胆量敢提出观点的人。
人权与经济利益的选择
当有记者问到，在人权委员会上提出“不动议案”由何国提出，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的时候，布海先生答道，提出此案的是中国。因爲这是阻碍人权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最好”办法，它迫使成员国在还未讨论实质问题前，先讨论“讨不讨论”的问题，最终使本质问题搁置。
这也是那些专制国家提出的所谓“稳定压倒混乱”的根本目的，因爲这些政府最怕的，就是反对意见。
那么，某些通过“不动议案”的国家与中国是否有台底交易呢？答案是肯定的。布海先生说，如非洲的一位代表就曾说过，他知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体制的弊病，也清楚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但由于中国给他们国家钱，他们又确实需要钱，所以他们在收了钱后答应2年之内不予讨论中国人权问题。
全球人权问题的出路
布海先生在书中还披露，利比亚爲了获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位置，Tripoli在南非投资了40亿美元， 结果是非洲大陆投了利比亚的票；爲了不得罪非洲国家，欧盟也没敢投反对票。《瑞士早报》就曾在上周全版刊登并以漫画形式将此事公诸于众。看来，联合国制度的弊病与原则的丧失已越来越爲世人所周知。
那么，全球人权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在维持旧有标准的基础上，改革人权委员会现有架构的模式；也有人提出，既然现有的整个体制无法避免出卖人权的结局，就应该彻底检讨现行制度，真正做到扶持正义、捍卫人权，爲全球人权问题的解决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而布海夫人则明确表示，“我记得吴宏达说过，当法国人攻打巴士低狱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们说过，先富起来再说别的；他们首先是爲了自由、平等、人权得到尊重而斗争，繁荣才能随之而来。我们觉得由一位中国的异议人士讲出来，这是一个好兆头。其实我们也是爲此而写这本书，因爲我们觉得这个原则至今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