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合作”作为一种个人对统治者说“不”的方式，并非甘地独创、印度专利。古今中外，“不合作”源远流长，所在多有。何怀宏曾编过一本《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收入了柏拉图、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有关公民不服从的经典文字。公民不服从，也可译为公民不合作，作为西方弱势群体表达意愿的方式，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在中国，“不合作”也是历史悠久，代有传人：介之推、屈原、阮籍、陶渊明、方孝儒、文天祥……，可谓群星灿烂、千古辉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屈原的不合作；冒天下之大不韪“非汤武而薄孔周”，这是稽康的不合作；仗义执言为李陵说公道话，是司马迁的不合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是陶渊明的不合作；铁肩担道义、厉辞斥阉党，这是东林党人和复社诸君子的不合作；“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王国维的不合作……。
概乎言之，愤时忧世、嫉恶如仇、犯颜直谏、为民请命，那是儒家中人的“不合作”；不降志、不辱身、青山绿水、青灯黄卷，那是释道中人的“不合作”。虽有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之异，但“不合作”精神则一脉相同也。
君主制的合法性诉诸于天命和传统，社会发展到今天，政治的合法性只能诉诸多数的同意，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已经彻底丧失，与“官府”合作，不但为体制外“江湖人士”当作奇耻，也愈来愈被体制内知识分子视为大辱。专制主义已成为邪恶的象征，“官方”成为落后、腐败、反动的总代表。
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传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彻底的。与西方传统的“公民不服从”和现代意义上的“不合作运动”相比，不是很积极的。如儒家中人的不合作，是以下犯上仰视的，释道中人的不合作，是敬而远之疏离的，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类似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不同意”而已。用投票为喻，虽不是同意票，也算不上反对票。
而老枭所崇尚倡导的不合作，则是以真对假、以正对邪、以善对恶的抗议和斗争，是精神上、人格上、思想上、价值观念上全方位对统治者的渺视、蔑视，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反对票！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所在地域特殊的国家背景、政治土壤和社会气候。现今中国，国家根本大法虚置，立国原则违反人性，社会又没有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机制，既使是非暴力的抵抗，象甘地和马丁领导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也会引来国家机器的暴力专政和镇压。
但是，我们可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合作运动，不妨再退一步，开展“一种新的、较为安全的反抗形式”。我们完全可以不接受当局的廉价的荣誉，不接受当局的文凭、职称，不给当局当公务员，不把自己的技术和才华用于当局的作恶，不写歌功颂德的作品，不入党入团，退党和退团，不当什么人民代表和政协代表，不和肉食者说话和交朋友，不买官方的报纸书籍，拒绝看官方的电视节目，不把钱存入官方银行，不买官办的保险、国债、股票，不进国营商场，不乘国营汽车，不进党校团校，不给当局捧场（如奥运会、联欢会之类）……。
一个西方诗人有诗句：“离开那恶浊而渐趋僵化的中心远些更远些，黑暗和腐败从来不是强制性的”。黑暗和腐败曾经是强制性的，不但在行动上、态度上不许不同意不合作，甚至控制人的思想，深挖人的心灵，但随着共产意识的破产和后专制时代的到来，统治集团已愈来愈苍白乏力了。
不合作主义就是不再相信，如拙诗《我不相信》所写：不相信狼外婆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不相信黄金可以买到一切权力就是一切，不相信刀枪可以征服人心，不相信治乱循环是历史的魔咒，不相信专制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不相信中国人民永远都是贱民，不相信人权、尊严可以任意践踏，不相信良知、正义可以任意欺辱，不相信是非可淆、黑白可混、苍天无眼、历史可欺，不相信假恶丑永远洋洋得意，不相信骗子可以永远得逞不相信只有一种声音的声音，不相信总在一个方向吹的风，不相信巫术、诈术、霸术、厚黑学，不相信牛皮、画皮、虎皮、自造的神！
不合作主义，就是不说谎不传谎，不为皇帝的新衣叫好；就是不妥协不低头不媚强权不攀附权势不受污染和引诱，就是不当孙子不当奴才不当跟屁虫鹰爪孙；就是不认贼作父，不把鬼当神，不与狼共舞，就是不为骗子圆谎，不为老爷帮闲，不为凶手帮凶，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不与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就是在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生活上都采取不合作姿态！
不合作主义采取直接或间接的的违抗、抵制、怀疑、疏离、消解等等方式，挑战丑恶政治的权力权威体系，强调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立场，以及独立自主、多元共存的姿态，提倡一个中国人针对现实的责任感、独立性，深入思考中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由于愚民政策、功利心态、投机心态、眼前利益，由于种种主观客观大大小小的原因，许多人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合作”过，老枭也不例外。但是，当我们看过了皇帝一丝不挂的丑陋之后，让我们告别昨天，举起“不合作”的旗帜吧！
２００３、３、１４
(《民主中国》2003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