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自己和老百姓在拆迁中的权益，我很有可能将付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很有可能就在几天后。我希望朋友们能来看看我，也许我们的见面就是最后的告别。
徐永海
2003年4月4日
《为了维护老百姓在拆迁中的利益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要说的话，很有可能是我给朋友们说的最后的话。我家面临被强拆，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天、后天就要来贴“强拆”的公告，之后就来强拆。我将失去自己的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家，我和我妻子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间房子而付出自己的性命是不值的，但如果是为了维护自己和广大老百姓的权益，付出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性命还是值得的。
我和妻子已经说好了，当那些开发商、拆迁商以及偏袒他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来强拆我家时，我、我妻子将和我们自己的家一同消失在熊熊大火中。我们已经准备了汽油和石油液化气罐。
我们不是刁民，我们是善良、老实的老百姓。拆迁了，我们没有想借机多要拆迁补偿，我们只想维持住我们现有的住房条件，但是我们维持不了。拆迁了，拆迁公司给我们的补偿款不能使我们买到相应的住房，拆迁公司要强行把我们迁往的地方，将使我们的综合居住条件严重下降，远离了市区、远离了北京城。我家现有住房三间，其中两间是由一间房子隔成的，实际居住面积在40平方米（其中十多平方米是房管局在1995年、1999年翻修住房时给增加的面积），加上自己盖的厨房，我们一大家子住房不宽裕，但还能生活。
拆迁了，拆迁公司给我家的拆迁房屋补偿款是26万，房管局在1995年、1999年给增加的面积拆迁公司不给补偿。26万，在我们生活的北京旧城区，我们即买不了到相应大小面积的平房，也买不到相应大小的楼房，这26万买一个一居室都不够。拆迁了，我们居住水平反倒下降了。
这不是我一家一户的现象，而是广大被拆迁户都遇到的现象。我的邻居朱春红，一家三口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是不大，但通过自己在房前又盖了一间小房和一间厨房，一家人也能生活下来。可是拆迁了，只给他10万拆迁补偿款，这些钱在北京任何地方，包括远郊区县，也买不到一个一居室。这让他们一家人搬到那里去，没有拆迁时他们一家有房子住，拆迁了他们一家人到没有房子住了。
我的另一个邻居肖庆如，是个医生，她和自己女儿相依为命地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自建房里，房子中有自己建的厨房、浴室，母女俩生活也算步入小康。女儿上大学二年级，因母亲的工资不高住不起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女儿一直在家居住。孩子很懂事，下学后还要到麦当劳、肯德基等地方去打工，贴补家用。拆迁了，因他们住的是自建房就是不给拆迁补偿，他们没处可搬。拆迁员还对肖庆如的女儿说：“给你中南海的两间房子你去住吧”拆迁员拿我们被拆迁户寻开心。拆迁公司的拆迁员还对他们说：“先给你们两万元，你们先到外边去租房子，等你女儿大学毕业了有了钱再自己买房。”这叫什么话，凭什么，拆迁之前人家母女俩有房子住，拆迁了人家母女俩每月要花千元左右去租别人的房子来住。
我们老百姓搬不走，等待我们的就是被强制拆迁，把我们老百姓强行搬到远离市区开发商卖不出的房子里去。因为拆迁，尤其是拆迁中的强拆，很多被拆迁户不得不四处上告。2003年3月26日，我第一次去中南海的新华门反映“拆迁”问题时，执勤民警就问我是不是以前还来过几次，听话听音儿，看来还有因为“拆迁”问题来新华门的。之后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拆迁”问题有很多人来新华门，他说不少。3月28日，我和几个邻居又一次到中南海的新华门去反映“拆迁”问题，执勤民警说，下午刚来了一拨“拆迁”的，这一会儿怎么又来了一拨“拆迁”的。4月1日，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到全国人大去反映“拆迁”问题，被带到天安门分局，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个老大妈，她叫陈凤东，家住北京旧城南城的宣武区福州馆前街20号，她是到天安门广场来抗议“强拆”她家的。
开发商买走我们的住房，之后在上面盖高楼大厦，开发商是发大财的。盖好的高楼大厦，在我们这个地区，每平方米都要卖1、2万元以上。这些高楼大厦一般都在20层左右，这样每平方米地皮就是30万、40万，一座楼下来就是几亿元。可是给我们被拆迁户的补偿款是每平方米几千元，我们这里是8千元，而且只给房子补偿，不给院子补偿。
开发商、拆迁商要发大财，为什么要让我们老百姓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为什么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如此地为这些开发商、拆迁商保驾护航。我们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是建筑领域的专家、学者，我们说不出更多的保护北京旧城、胡同、四合院的意义。我们也不是党和政府中的纪检、监察部门，我们说不出拆迁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我们只是很老实、很善良的老百姓，我们知道，拆迁不应降低我们的住房条件，拆迁不应牺牲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和我们老百姓的利益，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徐永海
2003年4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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