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叫卖的发票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老板根本不做零售，只做企业和单位的熟客生意，成本1元/本的假发票，批发卖到20－30元/本，每月稳赚数十万元”，这是一位曾从事假发票印制的知情人士阿伟向记者透露的。
内幕曝光触目惊心
据羊城晚报,阿伟（化名）原在汕头从事印刷行业，1999年底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广州制造假发票的某老板。因为阿伟掌握部分关键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想造假发票的某老板的拉拢对象。老板答应每月给他月薪6000元，是他原收入的4倍。2000年，阿伟成为了“造假大军”中核心的一员。阿伟所在的工厂除了不印钞票、增值税发票外，其他一切票证都印过。
阿伟所认识的地下印刷商原来仅从事印制假证件，初尝甜头。在无意之中，有“客户”提出来样定制发票，他们都不太敢尝试。后来，由于有阿伟等技术人员的加入，加上通过某些关系初步了解到印制假发票的关键技术，竟然一发不可收拾。
据阿伟介绍，刚开始时手工制作的假发票产量低，质量差。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造假者采用“机器流水线大生产”：电脑、扫描仪、圆盘机、激光打印机，做出来的假发票足以以假乱真，可以骗过9成半的财务人员。制作假发票成本低，利润丰厚。
有财务人员算过一笔账：以10万位的发票为例，每本有25份，按4%计征增值税，一本假发票就流失税款近10万元；以一个中小型地下印刷厂日产量200本计算，一个月内的产量若全部销出（不难做到），假设假发票全部全额开票，流失的税款就会接近6亿元之巨。
暗语交谈行动诡秘
阿伟所在的地下工厂以市价2－3倍价钱租借郊区的出租屋，专挑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户主的出租屋，以便有打击行动前“闻得风声”。为避免引起邻里注意，他们还经常转换生产场地。一线的普通工人到经济落后地区招募，大部分都是文盲（也是发票盲），月薪1000－1500元不等。地下工厂各个主要骨干之间，老板和货主之间都用暗语交谈，货品规格、数量、价钱等都有各自专称，即使在公众场所“斟生意”，旁人也无从知悉所云。由于行事诡秘，即使是熟人介绍也要货主先交三成的订金（远高于成本），货物印好后运到收藏地点（经常变换），人货基本分离后，再电话通知对方到交货地点自行提货运走，收到货后订货人再将余款补齐。
造假发票是违法的！精明的造假者当然知道。不过，相比之下，印假发票风险还不算太大。主要原材料（纸张、号码机、油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成品由熟客收购，有固定的销售网络，不需要流入零售市场，万一被执法人员捉到，只要现场查获的数量不大，判罚一般几年，交出的非法所得约有一半，余款在获释后就可以用来享用。
手法隐蔽真假难分
记者拿着一张由阿伟提供的假发票（他称仿真度达8成），混入数张真发票内，交给多位资深财务人员辨认，第一次他们全都未能检验出假发票。在记者的提示下，他们才从发票的纸张、水印、号码等方面区分出真伪。
依阿伟的指点，记者连日来在市内一些商铺发现确有印制假发票所必须的原材料。在市区的一间油墨店，记者待店内四下无人，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拿出一张假发票，指着水印部分问店员“有无这种油墨”，该店员爽快地连称有货，一公斤要1500元，先下4成订金，调配好后第二天来取货。记者以价格太高为由推掉。
在另一间店记者也找到了一种胶印油墨，不开发票只须70元一罐。
在市内另一条路，记者也发现了印假发票必不可少的号码机，品种多样。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还打听到可用于印制假发票的纸张的行情是400－500元/令。
税务部门任务艰巨
根据阿伟提供的内幕，记者走访了广州市地税和国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有关人士表示，在广东境内使用假发票的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的私企或个体户，国企和大型私企都知道使用假发票的代价巨大，大多不敢以身试法。
广州市地税局征管处有关人士表示，发票专用的印刷原材料是受到保密和控制的，公开场所能够买到的只能是近似的代用品。同时，由于假发票对国家经济秩序危害性大、犯罪手法隐蔽，税务部门对发票的管理方式是多方面的，如发票不定期换版、积极推进税控装置、不断改变防伪措施、设立电话查询系统、降低发票含金量、发票抽奖等措施，尽可能从源头上扼杀假发票生存的空间。此外，不定期联合其他政府部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打击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电脑查询发票的辨别有效率达到9成以上。
有关人士承认，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现金流量大和信用体系未全面建立造成税收监控的一定困难。其次，针对假发票的法律法规还不够清晰，执法上也有诸多制肘，对查处假发票的认证、取证带来一定的难度，对发票制假、贩假、用假之徒处罚力度有限。
广州市国税局征收管理处负责人表示，现时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都要以发票作为凭证，在十年内发票完全消亡有一定难度，国税系统也未有专项的研究。国税发票分为增值税发票和普通销售发票两大类，票面的位数最高分别为百万位和十万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假发票比假钞票危害会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