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憎羡交织的美国心结

发表：2003-04-15 19:12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八十年代，尽管大众化的“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等等，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１２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对１２年后的９１１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以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也就是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申奥失败、银河号事件、误炸使馆事件和２００１年中美撞机事件，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级，越来越表现为对美国的反感甚至仇恨。仅仅１２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中共政权十几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在四年后的１９９３年，这种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的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出于对六四的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回归和２００１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１９９９年５月使馆被炸和２００１年４月撞机事件，则作为新的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

恰在此刻，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９１１”恐怖惨案，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象征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也未能幸免，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爱国主义的内在分裂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而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敌人的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事实上，谁有资格代表“十三亿”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是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包括宪法权利。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去政治化去政党化去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那些代表，及其种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他们本人也从不会相信自己笔下的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短暂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的对美外交政策，则与其对国内的宣传，明显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主权外交：用支持“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特别是９１１后，俄罗斯迅速投向西方怀抱，中共意欲联俄抗美的战略企图随之流产，中共就更没有底气扮演反美先锋。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和北韩核危机，中共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乐见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也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是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炭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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