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慌，因为还未掌握病源和治疗的办法。发愁，是病毒传播既速且广，连专业的医生护士亦难以自保，能不使人担忧？假如前线医护人员继续“中招”，病人数字不能遏止，医院运作不下去，我们该怎么办？
国家主席对南方疫情深表关注，亲自巡视珠三角区域，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沉重地用上“揪心”和“焦急”来形容他的忧虑，由此可见疫情之严峻。行政长官董建华最早奉召到深圳汇报情况，他向领导人表白，现阶段的香港，病毒并未受到有效控制，并且已经严重打击了各行各业的经营。胡锦涛主席的响应是，中央会全力支持特区的困难。
疫情坏到什么程度，香港才向北京寻求援助？国家能够提供的助力，究竟包括哪几方面？医管局主席梁智鸿医生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香港可能要向国内寻求医护人手方面的协助。假如特区政府是有比较全面的紧急应变意识，便该谨慎跟进主席的承诺，具体设想紧要关头的增援安排，否则，到了危急之时，落实支持会因思虑不周而出现狼狈的调动与错配的浪费。
自从非典型肺炎肆虐以来，特区政府屡受反应迟缓的批评，行政长官那些“打硬仗”和“我们一定赢”的言论，听了令人生厌，因为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人们要求的是踏实的应付办法，绝非什么不着边际的空泛言词。《人民日报》前天一篇以非典型肺炎为重心的评论员文章，也是以“一场硬仗”形容疫症，强调“要把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坚决、果断和有效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是可以防治和控制的”，更是似曾相识，因为遣词用字，根本就是董建华日来发表公开谈话的“翻版”。中国官场的官样文章，那份如出一辙的言大而“空”，真是最要戒除的习气，不但纵容思想懒惰，并且妨碍听众意识水平的上进。
这场瘟疫使中国的国际形象深受损害，原因是发布疫情的讯息，不尽不实，外国对她的其它统计信息也一并怀疑起来，那是无可避免的。如何改善通报机制、比较不同省市对付疫情的办法和效果等，是须要切实探索以广周知的事，空唱什么“措施坚决”、“果断有效”、“疫情可以防治和控制”等，在人们还未知道如何有效预防和治疗这个病症的时候，言过其实的豪情壮语，仅足以惹人恶心。
由于幅员广，人口庞杂，中国未有精确的疫情统计和发布机制，绝不出奇，也用不着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只要务实改进，当可慢慢改变外界的观感。由于政治考虑或不明事理的愚昧，故意隐瞒真相，那才是信实的污点。其实疫症肆虐，有什么值得羞耻而不宜见光？西方社会对爱滋病那种较少歧视的坦荡态度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俱在的众人之事，自欺欺人的隐瞒，会使很多制定政策的判断因失实而失准失误，为害之大，超乎想象。要是这次疫症初起之时便有清晰的警告讯号（或官员肯虚心地接受梁秉中教授的“提点”），邻近地区又及时警觉做足防御措施的话，也许便能大大缩小疫症扩散的范围，国际社会也就不会那么震动以至对中国有了偏见。
ＳＡＲＳ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不利，早已饱受经济困扰了好几年的香港，经此一“疫”，更是“贫”、“病”交逼；在人命攸关的大前提下，解决财赤显然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及早为民纾困，援助因百业萧条而生计无着的市民、不计成本地支援拯救人命的医疗队伍，那才合乎人性！
特区政府当初基于商贸旅游的考虑，低调响应疫症猖獗的威胁，结果做起事来，着着落后于形势。领导班子已为此事饱受批评，如今再说这样不对、那样不是，均无补于事；更何况瘟疫这回事，政府干练，百姓吃的苦头也许会少一些，政府没有本事，人们还是要一起面对。对一个只讲同气相求，把立法会民意代表的不同声音也轻忽玩弄的领导班子，我们能奢求什？他们不再倒行逆施，明白轻重，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港人便当谢天谢地。
美国的“九．一一惨剧”，令国际性航空公司经营困难，合并、倒闭，不知凡几；香港的国泰航空年来尚能维持盈利，很了不起；可是疫症一来，国泰也要发出盈利警告，盛传要作全面停飞的部署，更是一个港人难以置信的“噩耗”。在气氛低沉的日子，经济活动锐减，起居秩序“入定”，学生不上学、朋友不约会、生意“冇得倾”；除了伊拉克战况，疫情成了生活的焦点，环绕它的一些微枝末节，竟也教人看出一些平日并不在意的意义－－譬如群众的自私未必自利；譬如有意作表率者，结果作出适得其反的表现；譬如患难见到的并不是可贵的真情。
阿当．史密斯认为“自利”是推动经济的一大动力，笔者向来景从这位大师的看法并时加推介；这次瘟疫蔓延，“自利”不等于不兼顾“公德”，二者并不乖悖亦不矛盾便有显浅的验证。香港疫情重灾区－－淘大花园和牛头角下，最近天天在传媒曝光；我们从报道看到两个屋苑屋的个别家居不乏整洁一类，可是大厦的天井、渠口、信道和檐篷的污水垃圾，则无人清理；外人一看便知道“各家自扫门前雪”并不足以消除病毒传播的威胁，出于“自利”便不能置“公德”于不顾，大家应当反省。
居民中，有人激动地斥责卫生当局办事不力，未有彻底清理他们住处附近的垃圾。把清洁家居周围的所有责任，推到政府头上，让人看到香港的公民水平，确很低落，患难中所见到的真情并不尽都可贵。
行政长官的夫人蒙头盖脸，以一身密封的装备，跑到牛头角下派发防炎包，同时呼吁居民切记洗手、注意个人卫生。虽然只是一种姿态，毕竟也算是个有心人，可惜在应对方面，她口不择言，经传媒广披，市民原来对她好感不大，此后又添一笔。深入爆发疫症黑点，记者问董太害不害怕，她冲口而出地回答∶“当然怕啦！我只不过是义工咋。”这话不但使受薪的前线治疫工作者反感，当义工的也觉荒谬。因为前者会听出言外之意，是受薪和专业的，即使“送死”也属本分；而义工们听了，则会感到自己经过考虑，克服忧惧然后决心从事的义务工作，何以要被一句“我只不过是义工”而被踏扁？在传媒铺天盖地的今天，作为表率人物，偶一失言的瑕疵被传媒无限度“放大”，那是值得同情的，可是经常犯上失言的错误，便是行事漫不经心的轻率。发生天灾人祸本是领导人表现“急民之所急”的大好机会，唐太宗便是此中的高手。《贞观小断》（明刊本，作者不详）记蝗虫肆虐，飞入宫苑，唐太宗见之，掇数枚，祝之曰∶“民以榖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左右谏之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即使唐太宗在做戏，还是有表率人物值得借鉴的示范作用。
世间难免会有灾害，ＳＡＲＳ肆虐，港人若能领会不弄虚、不作假、不诿过地谨慎应付困难，才是克服困难之所本，那就是一个长进的标志。经患难、见真情，希望港人见到人性光辉一面的真情，不是伪善不诚的嘴脸。
(原载《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