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刚刚上台、并且急需建立合法性的新政府，总算开始了值得人们称道的新动作。两位高官已经被免职。然而，面对政府过去一系列草菅人命新闻封锁，中国的民间社会和媒体迄今为止却还没有作出激烈的抗议。目前政府反复强调的，也不过 是各级官僚机构不得隐瞒疫情，对当初封锁媒体的作法毫无反省。如今应该是各界行动起来、齐向政府要新闻自由的时刻了。
其实，“非典”的发源地广东，是中国的新媒体最为发达的地区。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以及一系列与之竞争的媒体，完全有能力及时对之进行报导。然而，严格的新闻管制竟使这些最精锐的报纸对“非典”一筹莫展。当时有位编辑给笔者写 信，诉苦说“非典”的消息在国外的媒体中到处都是，自己周围的老百姓也是人人 自危，但是自己的报纸上却一个字不提，实在令人绝望。笔者作为前中国媒体的从 业员，相信这种绝望感在新闻界传染得比“非典”还快。
现在怎么样？事实证明，“非典”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上百条人命、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难道撤两个官就完了？中国自由的力量，应该奋起反击了！到底是谁下令不让报导？谁主刀砍杀不听话的媒体？现在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回想一下，“非典”肆虐中国时，我们大家在干什么？一群知识人忙着反战、签名， 媒体借伊拉克战争大发其财。CCTV造就了中国的萨哈夫，竟还沾沾自喜的为伊战报导上创出的“革命”而兴奋不已。自己的老百姓一个接一个地死，大家却跑道伊拉克去管闲事，这不是病态吗？同时，南方报业集团因为不听话作了大调整，“二十 一世纪环球报导”被勒令停刊。这些账是否都应该翻出来算一算了？
笔者一直是个渐进派，从来不主张冒不必要的风险、作不必要的牺牲去捅一些无关紧要的马蜂窝。比如李锐那篇访谈，到底有多大价值？值得整个报纸为之冒险吗？ 笔者对此至今仍有异议。试想，如果“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不是因为李锐关门， 而只是因为“非典”关门，如今是否就有了一个更好的反击的局面。遗憾的是，国内的媒体在打擦边球时，常常在一些价值不大的事情上“冒进”，如今正需要大家 就“非典”问题秋后算账时，却没有人出来冒险了。所幸的是，广东的媒体一度对“非典”进行了公开报导，后又被封杀。如今有这笔旧账，新闻界应该有理由发难。 笔者相信，新闻界如果在“非典”的问题上争相冒头说话，重新确定言论尺度，未来新闻自由的空间就会大一些。至少此事值得一赌，需要几个不怕丢官的人出来放炮。
新闻界要是有种，应该去采访那些抗命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政府说谎的大夫。中国今年若再效法“时代周刊”评选年度风云人物，上封面的则非那位退休的蒋大夫莫属。“非典”这次让中国损失惨重，这么大笔的学费，不能够白花。社会各界应该有所行动，推进中国的新闻自由。笔者曾经指出，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进步，如果没有一个哪怕是近似民主的制度架构，没有一个哪怕是半透明的政治、经济运转过程， 没有一个准自由的媒体，中国的发展很快就会到达极限。因为几件事情在现行的制度下是作不成的。比如，中国的金融市场永远不会健全，永远不可能应付安然丑闻 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再怎么好，最多是个瘸脚巨人。如今“非典”更进一 步证明，别管你经济如何好，制度不变，中国就还是中国。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灾难，也许正在等着我们。
非典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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