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恐惧中的中国人，包括移居海外多年的，大都会在听到"出事了"这三个字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这三个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意味着你的至爱亲人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谋杀了；三十年代，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四十年代，被"王实味"了；五十年代，被定右派了；六十年代，被隔离审查了；七十年代，被抓了反革命组织成员了；八十年代，被天安门的乱枪打死了；九十年代，被"双规"了。到了新世纪00年代的时候，这三个字仍然浸泡在上个世纪的镇压和恐怖的毒汁里，在一样的共产党政权的天空下，演变出一轮又一轮新的人间蒸发。
杨建利被蒸发都一年了。整整365天，那个在离别了13年的北京街道骑着自行车狂奔的杨建利，那个一直在谋划着如何为中国做点什么的杨建利，那个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杨建利，忽然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似的。若是没有他的家人的苦苦哀告、求索，人们会觉得什么也没发生，用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在继续(life goes on) 。
可是别人的生活可以继续，建利的结发13年的妻子付湘却不可以。从认识到现在，绝对是活到"一个不能少"的时候了，尤其是这个家里的主心骨。建利"出事"之前，我并不认识付湘，后来我知道，她不是那种特别有主见的人。很明显，多年生活在一个强人的背后，她不需要有多少主见。可是当那个宽大的脊背忽然没有了的时候，付湘就显得既羸弱无助又手足无措。她小小细细的身体，配了一副黄白色的瓜子脸和一对同样小小细细的眼睛。一张脸和两只眼睛都写满了忧愁和不知所以的仿惶。
不知所以的付湘象海绵一样地吸进周围所有热心人的营救建议。最初几天，她的所有电话都快要打脱线了。打电话的都说是建利的朋友，成千条的建议，让她更加迷惑。学数学的博士，此时却是一脑子浆糊。几天电话打下来，才想起要整理出个头绪，看怎么个行动，却还是整个一片"理还乱"。张三李四说什么，全都混为一团，该说的没说，不该做的做了。整个就是个无头苍蝇，在一片慌乱之中，乱抓救命稻草。周围的人就都叹气。
心慌意乱的付湘必需背着三个人哭，一双儿女和杨建利92岁的父亲，后一个因为不住在一起容易做到，而前两个就不容易。两个小儿，9岁的女儿杨子湘，7岁的儿子杨子建就在鼻子下面，付湘每天深夜独自饮泣之后，第二天早晨必需要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送儿女上学。
好在女儿杨子湘很懂事，后来她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不是陪妈妈一起哭，就是给妈妈送纸巾擦眼泪。这个建利两口子领养的孩子，却惊人地与妈妈知心知肺。感谢上仓，儿子杨子建混沌未开，不知忧愁，天生一副弥勒佛一样的笑脸，五官跟他爹简直就如出一辙。爸爸都几天、几个月没回家了，他还是坚定地相信他妈妈的谎言：爸爸在北京开会。就象当初我的儿子也相信我在北京开会一样，两个儿子都没想到要问，会什么时候开完。
有几次快睡觉了，杨子建吵着要给爸爸打电话，付湘说爸爸住的那个旅馆没有电话，杨子建就会把嘴一撇说什么stupid旅馆，连个电话也没有，就睡着了。早晨醒来了，还不见爸爸，杨子建说：妈妈，爸爸老不回来，我们叫舅舅当爸爸吧。付湘的弟弟在建利被抓之后，经常上门做点杂务，带两个小孩出去玩，很得杨子建好感。
建利失踪半年之后，杨子建开始真正的反叛，不学中文，不弹钢琴。这两件事平时都在建利的威逼之下一定要做的。如今家中只剩下个好欺负的妈妈，真自由。某个早晨，杨子建一觉醒来，忽然问付湘：万一爸爸回来以后要打我怎么办？昨天晚上我梦见爸爸了。付湘说，那你赶快去上钢琴和中文课。杨子建不傻，就照办了。
瞒骗杨建利92岁的老爹的工作，主要由杨建利的大姐建华主办。建华是杨家6个孩子中的长女，建利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现在仍然生活在中国，有两个姐姐和父母生活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建利在六兄弟中最小，全家人都喜欢这个老小，也很尊重他所从事的事业。大姐杨建华给我的印象就是"长兄为父"那种角色。她眉眼间流露出的那种真正的忧愁，让你觉得快乐很轻薄。她要对付的两个生命如薄纸一般脆弱的老人的无休无止的唠叨和伤心，有时比付湘对付两个小的还要难。
家里订了世界日报。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小心藏椰。后来不小心叫老头看见了，日子就不好过了。92岁的老头十几岁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为什么革命要吞掉他的老儿子。因为耳聋，他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整天就只管自己唠叨。每天把女儿堵在家门口，要带他去见使馆的大官，去见邓小平，讲理要儿子。我去看他，他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说他能肯定是儿子师大的同学把他儿子害了。92岁的老人，脑子里时空已经错乱，却坚定地相信有坏人。
建利的母亲比他父亲小了二十几岁，脑子比老头清楚得多。她不太说话，却也时常闹着去使馆要人。建利的也住在马里兰的三姐建国领着全家老小去了两次中国驻美国使馆要见大使杨洁篪，第一次被杨的一个秘书接待，好言相劝，回得家去静候回音。第二次去要人，干脆秘书大人也见不着了，剩下看门的老头应付他们老小十几口人。可怜第二次去，连二门都没得让进，便被轰了出来。一家人在使馆外面寒冷的街道上抱头痛哭。华盛顿二月的灰色天空，让杨家老小感到绝望。
以泪洗面么？心急如焚么？寝食难安么？是的，又怎么样？别说莫斯科，这世界就没人相信眼泪。如果不知道活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那还当什么中国人！杨家人在自己的苦难中，明白了痛苦是非常个人、非常家庭的。你不能指望别人都放下手头的活计和各自的烦恼去长期地帮你喊叫。生活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痛苦当中，还必须要学会坚忍。
付湘必须工作，去养一个房子，两个小孩和两个老人。杨家的每一个劳力，都必须在维护本身的生计之外，尽可能地承担营救杨建利所带来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建利的大姐说，实在不行就卖房子，怎么的也要把弟弟救出来。杨家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全家都是工薪、劳动阶层，工资加上把自己的住房的一部分拿出去出租的收入，不穷，但也绝不富，属于那种经不起额外折腾的小康阶层。偏偏出了个这么个爱折腾的"忤逆子"杨建利，杨家得为丢钱保命做准备。
杨建利你干点什么别的不好，凭你两个名校的博士学位，一年挣个十万八万的，光宗耀祖，全家沾光。非要把全家人闹得吊在半空，成天为你担惊受怕，你才安生是不是？你坐牢了，你动不了了，全家老小都为了你四处奔走、寝食难安、伤筋动骨。你老母脸上挂着的是两行擦不干的眼泪，你老父眼屎巴巴的双眼每天只盯着家门；你发妻眼角的逦朴衷黾恿思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