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们被重新装上笼子，送到银湖收容所，管事的说可以打电话通知亲属来赎人。大院里十几部电话，市内通话每分钟5元，随便打。感谢神，我和同事终于与公司取得了联系。
一个维持秩序的家伙看到我手中提着的鞋盒子来了兴致，叫价50块钱要买去，我想了一下，终于没有卖，因为刚买的还没有上脚的皮鞋，让我亏损200块卖掉，有失公平。还好那家伙没有上来抢，这大概是看到我人高马大的，多少有些威风吧。
掌灯时刻，我们被通知排队到指定的窗口交费，每人先交180元钱，我交了，收据上面写着不少名目，有住宿费，伙食费，车船运费，遣送费什么的。（只可惜，几年来辗转，没有很好保存，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十二月的深圳，夜里冷，好在收容所每人发两个毯子，一铺一盖，我很感动。 其实，直到这之前，我仍然很兴奋，毕竟26年来从没有这样机会体会一下被专政的感觉。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良民，永远不会成为专政的对象，也就永远不可能有这样历炼的机会，事实上，我很幸运！
收容所考虑的十分周到，每50人一个房间，大家把一张毯子铺在水泥地上，可以和衣而卧，另一张可以盖在身上，每个人都只能侧身躺着，因为如果都平卧，空间不够，据说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不感到冷。
今夜无人入睡，听着这里三教九流的人讲述有关收容的故事：
故事一：说是某领袖的秘书，在深圳街头微服算是私访吧，警察叔叔也以未带暂住证的名义，把他给关进来，据说后来那秘书在终于出去后，领袖十分震怒……
故事二：说一香港老板在某商店采购出来，警察叔叔也以未带回乡证的名义，给逮了，那香港老板自持有身份，拿出“大哥大”（现在叫手机的东西）要打电话通知公司把回乡证拿来，遭到警察的拒绝，警察用那“大哥大”猛敲香港老板的头，结果是：电话坏了、老板的头破了、警察的手震疼了、老板被关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颇有意思，但是我总觉得不可信。
而这里真实的情况有：
1、 一个19岁的高中学生，深圳户籍，今天没带身份证，关在这里。
2、 一个在火车站送走亲友上车的小伙子，通行证被警察叔叔骗去撕毁后，以没有合法证件为名，给带来了。
3、 当然还包括我和我的同事，只因为没带暂住证也被带来了。
我听到很多离奇的故事，不禁开始感到了恐惧：我害怕这里的人都被集中消灭了，也未可知；几个收容所的常客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警察无非就是要钱，明天一早就会按照户籍所在方向，装进笼子分几处遣送，在路上就可以交钱下车，一般是出布吉700元，在到目的地（据说是河源、汕头）之前，因为渐行渐远，收费递减。
第二天清晨，一切果然是这样，当笼子一出布吉，一个押解的家伙大喊，700，谁下车，我赶紧拿出藏在袜子里的700元，交给它，然后下车，我终于自由了。
从那次以后，我每到一地，头等大事就是先办理那该死的暂住证，然后把他妥善安置在我的裤叉夹层里，因为我知道自由是可贵的，我不能再次失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