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点内容的信，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
身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在“文革”中也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到严重冲击。
尽管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就是宋庆龄，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她在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闯入；她北京居所周围的高音喇叭搅扰得她成天不得安宁，红卫兵在她住所的围墙内外贴上毛泽东语录，将住宅内的一些石狮子涂上红色，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楹联匾额也拿了下来。
宋庆龄当时仍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群众运动的。1966年8月，她在写给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她告诉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而且“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她还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
“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被戴上特务的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
就在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干部名单后两天，北京街上即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有红卫兵要冲到她家里贴大字报，还要剪掉她的发髻－－－他们认为那是“四旧”的东西。北京宋庆龄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不仅开会串联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七十多岁、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令宋庆龄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
周恩来为此出面干预，对红卫兵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图谋才没有得逞。
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她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禁产生了怀疑，感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所宣称的革命目标相去越来越远。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同年11月，经宋庆龄审定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尽管刘少奇已身处逆境，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在书本的扉页上，赫然留有宋庆龄亲笔书写“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的题签。
江青将《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
斯时，毛泽东曾派江青去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心胸又极其狭窄的江青，对宋庆龄的批评如何受得？她对宋庆龄从嫉恨发展为仇恨，伺机报复。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此，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6年出版的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两书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看到封面有周恩来的题签，疯了似的将书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咒骂宋庆龄，给她扣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大帽子。
“孙逸仙在我同他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时，他是自由的。”
在“文革”那些颠倒是非的岁月里，江青一伙不仅对孙中山、宋庆龄放明枪，还施暗箭。歪曲他们的婚姻关系，散布关于宋庆龄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即是他们拙劣的伎俩之一。在“文革”初始，宋庆龄对那些恶意中伤不屑理睬。但不久以后，当她警觉到这是“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乎孙中山、宋庆龄的个人形象和声誉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图篡改历史时，便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起而反击，维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真实性、合法性。
1972年11月9日，宋庆龄致函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时，说：“在利昂·沙尔曼写的那本传记中，我发现她在描述我的婚姻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她郑重地声明：“我是从上海去东京并于1915年10月25日在那里同孙逸仙结的婚，这就是说，我们结婚的时间是在他们(指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作者注)离婚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婚姻是在东京市登了记的。举行婚礼之前，我们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书上签了字。结婚的证书是一式三份，这些证书分别由孙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师和田瑞保存。”宋庆龄指出，“很久以来，敌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传教士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诽谤。”她请韩素音“采取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办法把我这个声明公诸于世人，以正视听”。相同内容的信件，宋庆龄还寄给了她的朋友麦克唐纳。
宋庆龄还于1973年3月13日亲自致函索尔兹伯里，直率地批评他的错误：“首先要感谢你惠赐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读。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史实上的错误。孙逸仙在我同他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时，他是自由的(结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说的1914年，当时我还在上海)……反动派和传教士(他们常常是反对进步的)试图造谣污蔑我们，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丈夫的儿子现住加利福尼亚，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上述事实的证言。”
宋庆龄敦促索尔兹伯里改正他书中的错误，同时严正提出：“你也许可以向你曾咨询过的那些所谓可靠的参考资料来源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是一则极为恶劣的不实之辞，他们到处散布是有罪责的。”及至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时，立即给作者去信表示“对你的情谊深为感激。”
宋庆龄不得不采取了“地下工作”的办法
1968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的住所抄走大量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庆龄与他的来往信件及底稿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宝。在上海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在市革委的报告中，强调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并说“这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由于是毫无根据的欲加之罪，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未敢贸然下手，但恶毒用心已显而易见。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她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的办法。现在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为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根据沈粹缜的回忆，“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几个惊叹号。”从保存下来的宋庆龄1966年9月24日致罗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于此信内中谈到对“文革”及“破四旧”的看法，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别注上“此信看后即烧掉为荷！”字样。在“文革”中，宋庆龄与好友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谈论对这场“革命”的种种看法。他们住得很近，宋庆龄的信都交由忠诚的保姆或司机送去。遵照宋庆龄的意见，马海德在阅信后即销毁。而宋庆龄另外一位长期的忠实的同事与朋友、《中国建设》杂志的第一位社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却因为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没有及时“阅后烧掉”那些信件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被“造反派”抄家后不久，金仲华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杀。
摘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