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店的打印票据上注明的取镜日期是2003年4月20日，我4月22日已经专程取过一次，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配好，原因是度数高，拿到上海去配制了。这样的解释实在有些勉强，一副眼镜还要从北京拿到上海去配，眼镜店也就没钱可赚了，再说即使拿到上海去配，也不该在约定的时间不能交货。住家在四环之外，手头又正好在忙着一件事情，进市区一次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本想与眼镜店的小姐们交涉几句，看到偌大一个眼镜店只有我一个顾客，几天前到这里配镜时看到的热情周到已经荡然无存，留在店员小姐脸上的只是无精打采。“非典”肆虐，国难当头，连天灾人祸都没有人负责，这等小事实在没有办法认真计较，只好灰溜溜地出了店门，按照妻子的吩咐到不远处的金象大药房购买预防“非典”的药物。
与眼镜店的生意冷淡大不相同，药店里当时熙熙攘攘，卫生口罩脱销，俗称病毒灵的盐酸吗啉胍片脱销，84消毒液脱销，连维生素C、E之类的辅助药物也买不到了，我此时才意识到北京人生命意识的强旺和自己书斋生活的迟钝。回到家里从妻子那里得知，住家不远处的亿客隆超市发生了抢购现象，连方便面都被抢光了。
妻子丢了工作，日常生活品的采买由她包办。第二天她出去买菜，回来说几乎所有的新鲜蔬菜都翻了一番，鸡蛋也由5块钱一公斤涨到8块钱一公斤。当天的电视新闻用特殊的语调和方式证实了这一消息，说是北京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各种用品货源充足，不会再发生脱销和涨价现象。这种电视新闻的目的并不是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发挥喉舌的作用，告诉人们政府有绝对“代表”的能力，正如张文康和孟学农被免职以前的电视新闻里，一直在强调党和政府“代表”全国人民控制了“非典”疫情一样。
我尽管从来不相信中央和北京电视台发布的各种新闻，对于中央和北京政府以高度集权的力量保障物质供应的能力却还是基本放心的，虽然由于在附近菜市场买不到鲜肉，害得一家人连续吃了几天素食。几天后，妻子还在温家宝总理亲自视察过的物美大卖场买到两副据说是18层的口罩，回到家里数了又数也没有数到18层。昨天也就是5月4日的央视“焦点访谈”中，播放了山东口罩村用极不卫生的方式生产销售的大批口罩，妻子担心购买的口罩是山东生产的，非要我今天取眼镜时再给她和儿子买回两副口罩来。
来到眼镜店，依然只有我一个顾客，店员小姐依然是无精打采，延期10多天连一句道歉的表示都没有，颇有点代表顾客权力的“三个代表”的风范。出眼镜店再到金象大药房，4月22日没有买到的病毒灵和维生素C、E依然没有货，卫生口罩倒是有，是南昌某医药器材厂生产的，上面没有按规定标明多少层，连负责销售的女店员也说不上有多少层，能不能够预防“非典”，只是强调说是昨天刚到的货。我问她电视上不是一再宣传货源充足，全国各地都在支援北京吗？回答是电视上有的货她们也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她们药店没有货。至此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三个代表”的高明处，他们和他们的喉舌把什么都“代表”了，留给小民的只有听天由命和任人宰割。
在今天的央视“新闻频道”里，看到一条关于“非典”谣言的新闻：江苏省镇江市一位姓张的教师，在网上发布当地已经出现“非典”病人的消息，说是从一个医生朋友那里知道的，警察把他逮捕后他又说是妻子在医院看病时听别人说的。另有一个四川人在网上发布了北京市通州区有1000多名非典患者的假消息，同样以制造“非典”谣言的罪名被逮捕。这条新闻后面，还专门介绍了国务院颁布的“网络管理办法”的处罚规定。
比起“网络管理办法”，1989年9月1日起实施的《传染病防治法》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其中第22条写道：“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已经被撤职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以及他们的上级领导，不仅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了已经控制“非典”之类的“非典”谣言，而且在他们应该行使“代表”权力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非典”的大爆发，从而犯下了不作为或不“代表”的严重罪行。别人在网上随意发一条假信息就要逮捕处罚，张文康之流难道仅仅免职就可以过关了吗？！张文康之流的上级领导和他们所领导的公众媒体迄今为止依然在制造的诸如货源充足、措施得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之类的“非典”谣言，又该由谁来承担罪责呢？！
几天前在网上看到胡佳和汪永晨两位先生发布的消息，说是他们得知建工出版社因为“非典”死了人，已经发烧的病人家属又被医院拒绝收治，便主动向有关单位汇报情况，遭遇到的却是应该负责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士态度恶劣的不作为。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遭遇，不过，在同一栋住宅楼已经出现“非典”病人的10多天里，见到的只是有人到楼道里喷过两次药，而不是电视上所显示的煽情场面。我拥有房产权的住宅楼下面的围墙内，出现了许多修路的民工，新修路面离墙体只剩下不到两米的距离，在明显受到严重侵权的情况下，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是什么道理和怎么回事。
五一放假期间，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打电话来，说是党委动员大家为抗击“非典”捐款。我说我不是党员，对方说不是党员也要捐，问我同意不同意，同意的话就从工资里面扣除。我当然知道党的“代表”无所不在，连我每个月的工资也是党的，连我这个人的生死都可以由党任意决定，而且从来不需要通知我。这次通知并征求我的意见也许是十六的政治文明在起作用。然而，既然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只能是：我自己就在“非典”役区，我要自己捐助自己，或者说是我想自己代表自己。我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有没有用，或者说是有没有害。在不能够制止拥有“代表”权力的特殊材料和特殊个人公开制造“非典”谣言及其它一切谣言和罪恶的情况下，我能够做到的只是公开说出自己的真话。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