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冲击下的北京政权：白道还是黑道？

这事情我越琢磨越觉得越觉得它有悖情理：凭什么广东和广州市的那些党政一把手们可以悠哉无事？而中国卫生部的部长和北京市的市长反倒要给北京政治局的大老们给烹了呢？

说是中国的政坛上历来有所谓的抓“替罪羔羊”的传统，但即便是如此，在我看来张文康这只被宰的“羔羊”也是死得太过冤枉。他的毛病固然不小：那就是他有一张萨哈夫似的漏风嘴。可话也要说回来了，如果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将他去职查办的话，那么广东一省上上下下的那些同样喜欢大嘴巴漏风的官僚们，他们该不该办？

大凡那些在中国官场江湖上进出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官员仅凭冰心玉洁，不打妄语就能升官发财的。大家天天说慌，时时说谎，事事说谎，这不过是官场上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例行公事而已。

如果硬要说张文康有罪，那么我们大概只能说他罪不在说谎，而在于他说谎说错了地方，说错了时间。他的命运，就象广东人桌上的那些老蛇，猴子，老鼠，猫，和果子狸一样----谁能说他们都是“应该”被吃掉的呢？他们被吃掉，你只能说那是因为它们的“运气”不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落入到了错误人的手里。仅此而已。

真要“烹”什么人，那么我想第一个应该被扔进滚水里COOK的，绝对不应该是张文康，而应该是造成这次SARS大泛滥的最些主要的“功臣”们：广州和广东省的党政一把手们：它们他们才是那些有“实质性”渎职犯罪的官员。要烹要煮，要杀要剐，首先应该拿他们是问罪才对。

疫情是从去年的11月起开始于广东的佛山。今年的元月初，广东的河源县开始第一次正式报告医务人员被感染，到了2月的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有关“非典”而导致的广州“醋源”紧缺的报道在网路上就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死亡的报道也被相继披露出来。可这时候的广东党政一把手们在干什么？

一直捱到二月十号，广州的媒体才第一次对这个“非典”有了些报道。连外行人都看得出了这个被称为“非典”的瘟疫，其实并不简单。可是广州的媒体却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这个致命的瘟疫跟“流感”联系在一起，当日广州日报一篇《初春谨防感冒肺炎，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的新闻稿提醒民众“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春季容易滋生细菌，市民要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活动，预防方法包括在家里煲醋杀毒和服食预防性抗病毒药物。”云云。广东政府的这个正式的报道，显然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在故意误导。

到了2-3月间的时候，干脆连“误导和误报”都统统沉寂了下去，突然消失了。外界的人的大概都以广东省的地方当局没费什么吃奶的力气就已经把这个“瘟神”给有效地控制住了。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广东此时正处在这个夺命疫情的高峰期!广东的领导同志不用说为了配合那个重要的“两会”胜利召开，便决定不让这样的坏消息破了那个喜气。反过来，还要来个“以正压邪”--让喜气洋洋的政治气氛来冲淡病毒的流行。

其结果是：非常多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我老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竟然在三月初的时候，全家人还特地从美国到香港去游玩了一个多礼拜，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敢竟然如此大胆无忌地深入到“疫区”去？得到回答居然是：“WEHAVENOIDEA”。)可见这广东和广州市两地区的领导同志们的保密工作，做的是何等的到家!

我敢肯定还有非常多的人和我一样，以为去年的那个“非典”，和后来所说的那个“SARS”，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个冬冬。我想这必须直接归功于广东省领导，而不是那个倒霉的张文康。对此，我恐怕非常少的人有异议。

广东省的党政一把手们还有另一个特别恶劣的，严重的掩饰太平的做法，那就是在2月17号那天，在广州市在疫情正在严重蔓延的情况下，居然还敢令让中小学生们，按正常的情况返校上课。如此鲁莽地置祖国的鲜花于危险之中，对比之下，张文康同志的大嘴巴应该还算得上是非常仁慈的了。

我猜想广东的最高当局可能有某种难于启齿的苦衷，而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压制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首先是，每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如今都是和当地的“经济繁荣”的程度成正比的：税收的多少，外资引进的多少，就业人数的的多少，等等，这些都和他将来的升迁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个地区当年的经济繁荣景象因为一些瘟疫的报道而下滑的话，那么其后果可能比瘟疫还要严重。此原因之一也。

其次，还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如果广东的邻省：譬如福建和浙江都“平安无事”，而只有广东一省自己在闹瘟神的话，率先通报疫情，那也就是等于拿着大扫帚，把白花花的大洋和美钞扫到别人家的地皮子上去了。造福他人，却把祸水留给自己–这样的大蠢事，大概广东省的最开明的领导同志都不会考虑吧。此其二也。

很多人对张文康3月中宣布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4月初又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将这个可怜的张部长当成是中国的萨哈夫。可这些人恰恰是忘了一个最重要的背景事件：那就是每年的4月中为期一个礼拜的广州春交会，不仅是对广东，对全中国的外贸部门来说都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如果，张部长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这么说，而是面带忧伤的告诉外商们：“非典”在广州已经失控，目前在中国的工作，生活，旅行都不太安全，…得，如果他真的是这么说的话，我感肯定的是，不单是一个广州地区的地方官员，恐怕整个中国的那些地方官员和利益团体们，都会要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你说张文康能怎么样？就是他想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连舌头都不听他指挥。

但相比于部长的撒谎，广东省上上下下各级领导，甚至包括了许多知识分子，教授，科学家们谎言可都海了去了。他们要么证明说这个瘟疫是可以控制的，是可以有抗生素来医治;要么就红脸黑脸地地说这个SARS还不如流感那么可怕，广东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甚至振振有辞地告诉媒体说：美国也有“非典”，而且每年有560万人罹患这个疾病，而且死亡率不低于5%，云云。其大意无非是告诉人们：连美国人都不在乎，你们中国人自寻烦恼什么呀？

可好象没有什么人要追究他们的过失和责任。

是不是真的有人弹劾过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那些高级官员们呢？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不过我相信。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乌龙事件，如果共产党内部会没有人起来弹劾他们的话，那似乎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但如果我们假设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北京政权的内部，的确曾经有人试图弹劾过他们，只是后来不知是什么缘故，这些人的努力没有成功，或者是失败了。而那些他们想弹劾的人，在一场暗潮汹涌的政治风波，居然可以全身而退，毫发无伤。

或许是出于某种的“幸运”----广东毕竟不象北京，只是一个偏远的蛮荒之地，在那里，病毒不管再怎么猖獗，到底还是不会直接危害到党国元老和重臣们。但是北京则不同。北京乃京师重地，天子卧遢之侧，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只要稍有差池，或者是小有大意不慎，就有可能让中南海被SARS所沦陷，变做疫区灾区。所以，广东的地方官员们可以有一个接一个的乌龙，但北京的官员，则绝对不能有。有则必死。这或许是第一个原因吧。

但我想另一个原因或许会更重要得多：那就是一个类似“两广总督”这样权倾一方的地方重臣，其地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要远比一个天子脚下的“京官”更重要得多。盖因一个掌控着地方军政财大权的诸侯，通常在京城的权力高层内部，都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人脉和人际关系网，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还会是一些党国元老重臣们在地方上的“粮道”。将一个地方的诸侯革除，其后果通常都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会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连皮代骨”的内部大出血。因此，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几个“天子”愿意，或者是敢于冒险拿这些疆重臣们开刀，而牺牲掉几个没有什么官场人脉关系的“京官”，即能摆平各方的利益冲突，又有可以平息众怒。可谓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这是我所能想象得到为什么中共高层对广东和广州党政一把手们网开一面，同时却对没有什么资历，根基不稳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开刀的全部理由。

如果不从卫生学的这个角度，而纯粹是从政治历史学的角度看待SARS事件的话，这这种处理政权内部的权力利益冲突的方式，其实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个中央权力衰落的开始。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可能反映出的是一个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中央－地方垂直隶属关系出现解体的迹象。

按照中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每一个朝代的中后期，中国的中央政权都会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三种严重的政治势力对它的挑战，第一是所谓的后党，第二是阉宦，第三则是地方诸侯。此三种势力交互作用，从而完全在政令和财政上架空皇帝，使其大权旁落，政令不行。最后就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和软弱无力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

中国历朝历代的王朝的开拓者们对这个所谓的“地方-中央”的矛盾都极其敏感。他们所采取的最有效，最简单，也最具有震慑力的办法，就是大杀开国功臣和元老。为自己的后代儿孙们，争夺来一个2-3代人的相对和平的时期和“大治”的局面。

各中高手，当然属党国的开山鼻祖毛主席，毛润之大人莫属。其整肃开国大臣，利诱，离间地方党政诸侯的高超手段，已经几臻完善，达登峰造极之境界了。举例来说，他对付那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由澎真控制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北京市委办法，就可以算得上是个杰作。倒霉的“海瑞罢官”事件是个完美的政治导火线，而调动上海地方诸侯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力量来对北京发难则是神来之笔，最后不仅一举端掉北京市委，还连带将跟在后面支持澎真的那个刘，邓，陶的“司令部”，都被一芍子给烩了。真的是堪称史无前例。顺便还给随后的两位党国继承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端掉了几乎所有的绊脚石和隐患。

我们当然不可能给这样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划一个明确的是非界限：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用一个固定的道德的标准来判断究竟是谁对谁错，或者是谁好谁坏。这里完全是个丛林：强者为王，败者为寇。

相比于毛润之和后来的邓小平这样的党国枭雄，一代天骄，胡、温这些党国的第四代皇帝开始出现“弱主”的衰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即没有他们的第一代领导人靠在枪林弹雨中打天下而联结起来的紧密的上下级的指挥系统，更没有象第一代领导人所具备的那种“魅力”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除了靠妥协，退让，甚至忍气吞声来达到权力的平衡之外，大概几乎没有任何的办法来对付那个日渐坐大的地方诸侯的割据势力。这次处理广东的SARS问题的结局，大概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吧。

怎么办呢？他们可以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向伟大领袖学习。从他那里借鉴一些怎样“打棍子，掺沙子”妙计，用当年伟大领袖对付北京市委澎真的方式来对付不听话的地方诸侯：一是利用某一派政治势力或地方力量，二是要巧妙地凭借某个“革命”的名义，(譬如反腐败，反贪污什么的)，三是要抓住舆论工具，然后首先对对某个不听话，可屁股又不干净地方诸侯，突然发动一次突击清查，迫其下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只不过这样的做或许有些太龌龊，是个“黑道”。

当然他们也可以试着走一条相反的“白道”，那就是象美国的华盛顿总统和布什总统学习。说学习华盛顿，是因为美国打她立国的哪一天开始，所有地方的一级的行政长官，都已经由当地的老百姓自己投票决定，而不是由所谓的中央政府来委派任命了。他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一个垂直隶属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横向的，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地方的各级行政部门，不是对上面的中央政府，而是对下面--当地的选民们负责。

而我之所以建议胡、温同志向布什总统学习，是因为他跟下面各路“诸侯”－那些州长们都相处得非常之好，大家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就连那个民主党出生，华裔的华盛顿州的州长骆家珲同志，都可以在白人的总统的手下干得非常愉快。难道这不值得同为一国之尊，又是同龄人的胡、温同志借鉴么？

当然了，或许黑道，白道都行不通，最后什么办法，什么道也没有。只有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份。心甘情愿地当个弱主，充当一个“救火队”队长，或“维持会”会长的角色。专心一意地摆平各个政治集团和即得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上层，放弃下面。

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或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就叫作“无道”吧--就是什么都别做，什么都不想，是死是活随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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