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在发现第一个病例的一开始，就能够掌握疫态并积极地与相关的国际卫生组织进行联系沟通，并把疫情立即一五一十地告知民众；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切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揭露的而不是隐藏的、对人民群众生命认真负责的而不是处于保权卫党需要的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那么，SARS疫病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肆虐其发源地广东省，而且也扩大到全国的大部分省份，更不会以其可怕形象肆虐全球、危害世界了。SARS病菌不但已经并正在日趋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项，而且也广泛深入地施以不良的乃至极其恶劣的影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的危害性会与千方百计地遮掩它的现存于中国大陆的专制极权政体一样，将带给人们巨大的苦难，并定格在历史悲惨的回忆里。
要根除SARS病源体，就要找出其发生发展的根源；要找出遮掩这种病源体并由此导致的危害全球、危害全人类的元凶，即其所代表的撒谎成性的政治制度，就要使重大事情告知人民的现代化制度体系刻不容缓地得以建立并能够确保其落到实处。
以往的重大事情一概保密的不良的反动作为应该加以彻底摒弃。什么都是国家机密，地震造成的损失是国家机密，洪涝造成的灾祸是国家机密，伟大领袖搞小蜜是国家机密，刮风下雪是国家机密，山呼海啸是国家机密，那么，天打五雷轰是不是国家机密？看来，这种种国家机密也应该到天打五雷轰的时侯了。不轰它一轰，遮盖一切重大灾祸的国家机密肯定要继续贻害无穷、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且无所不用其极。
自然灾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要是人祸成为国家机密，那倒是有其缺德无道、昏庸流氓的道理，因为这是为了保持极权专制的一党之私的需要，是为了保持皇权宝座的稳定所可能和必须采取的愚民政策。比如：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到底杀害了多少人，每个城市按千分之五的比例（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杀人，究竟有多少人头落地，其具体数字始终是不能解开的秘密档案；在风调雨顺的1960~1962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各省、市饿死人的数字以绝密文件的形式快递到红色王朝的君王毛泽东的手里，竟成了饿死三、四千万人的绝密！1964年的（四清）运动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冤屈，这不还是一种机密？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语录），据胡耀邦统计，受株连的大约有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达到了好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始终是中共官方的机密，所以，直到现在那些成百上千万的冤魂始终难以瞑目；1989年的学生运动，在枪杆子里面保政权的（6 ）大屠杀中，是不是一个也没死？如果镇压有理的话，那么，究竟有多少学生和市民，也就是官方所认定的（反革命）（暴徒） ，有多少被屠夫们给草菅人命了呢？还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三个代表，即被国际舆论指责为新闻自由公敌的江泽民，能不能确切地告知我们所谓的国家机密，即到底有多少新闻记者被非法关押，到底有多少政治犯、良心犯深陷囹圄，究竟有多少无辜者每时每刻饱受摧残？
这些所谓的机密，为什么不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罪恶多端的一个又一个连绵不断发生的以残害人性、以灭杀人权为目的的机密，又能够隐藏多久？隐藏了今天，能不能隐藏到明天；隐藏了今年，明年是不是要被彻底地予以揭露呢？
任何罪恶必须加以彻底清算，必须使之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就象SARS病疫情一样。所有这些残害人类自由的所谓机密都是极权专制之病毒，都是让人类绝望而不是充满希望的作茧自缚的枷锁、手铐和脚镣。
要建立重大事情告知人民的制度，就是要把应该公开的一切全部地、毫无保留地公开，就是要把阴暗、肮脏、无耻的密室政治转入到开阔而明亮的广场，就是要把制造苦难和悲剧的拍脑门神秘机制转变为透明的、公开的并且是任何人都可以全面了解和共同参与的现代化的决策机制。这正是SARS疫情所能带给我们的极其重大的惨痛教训。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