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韩德民昨天承认，北京近日确实出现民工染病比例上升的情况。他在一个记者会后受询时说，民工在近来的新感染病例中“比例高一些”，目前占沙斯患者总数的大约10%左右，这一趋势已引起了当局的高度关注。
在这以前，北京感染沙斯的患者以医务人员、官员和白领、离退休人士这三类人居多。北京市宣传部长蔡赴朝上周初在记者会上说，医务人员占当时总感染人数的接近20%，“干部职员”（即官员和白领职工）和离退休人士则各占超过10%。
韩德民没有进一步回答关于外地民工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受感染的问题。不过从官方公布的市内受隔离地点来看，染病的相当一大部分民工很可能是建筑工人。除了医院和诊所外，北京目前有5个地点因为出现交叉感染而被强制隔离，其中有3处是建筑工地。
中国沿海城市高速发展的建筑业向来聘用大量来自内陆省份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外来民工往往居住在工地旁搭建的临时建筑，不仅通风条件差，而且相当拥挤，极可能成为传染病散播的温床。据了解，在北京某家建筑工地，一间30平米左右的工棚里居然住着近30名民工（上下床铺）。
民工病例增加提高农村风险
北京市刚在3天前要求所有建筑工地必须确保所有人员的平均居住面积达每人2平方米、每个房间不超过15人。另外，建筑公司还必须限制工地的人员进出，同时每天给所有人员测量体温至少两次。
民工受感染病例增加提高了沙斯传入农村的风险。近来中国国内各地，包括北京市，在疫情爆发后采取直接或间接要求民工离开的歧视性政策，已迫使不少在大城市里失去生存空间的民工返回家乡。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在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指出，进城打工的民工本来就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旦官方采取应急措施，民工有限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这次北京疫情爆发后，大批民工返乡固然有恐慌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北京不少单位和社区纷纷解聘或驱赶民工，迫使他们离开北京。
“这说明民工基本的劳动和生活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其说是因为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不如说是中国人落后的等级观念和社会体制的必然反映。平时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还可以被各类宣传所掩盖，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体制的弊端就原形毕露了。”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