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民、31岁的刘瑞强(音译)发烧并患肺炎，去了三家医院都被拒绝。有些医院人员甚至不给他量体温，担心感染萨斯。
到了第四家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决定收他住院，但要先交相当于724美元的押金，而中国农民年收入平均286美元。就像七亿多其他农村居民一样，刘瑞强没有医疗保险。医院每天收他住院费60美元，他妈妈到村里借钱给他看病。但到了第四天，刘瑞强悄悄溜出医院，买了张车票回家，逃避医院的费用。
刘瑞强的父亲说，“我们太穷了。我们病不起。”
华尔街日报说，同中国其它方面巨大变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医疗体系。在追求利润的新经济中，中国医疗体系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抗击萨斯斗争依靠的是一套残缺不全的医疗体系，医疗体系覆盖的人口比几十年前还要少。
医疗体系下降对农村打击最严重，突出萨斯向农村转移的危险性。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几乎完成了农村医疗的乌托邦目标。1975年，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十五的居民都有集体资助的医疗保健，现在下降到百分之十。尽管政府说支付治疗已证实的萨斯病人开支，但新政策却造成农民奇怪的处境：要去求医但没有萨斯病的人难以支付医疗费用。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部份，中国政府不断削减医疗开支，更多费用转给居民。1991年，中国百分之三十九的医疗开支来自个人；到2000年，个人负担部份已经达到医疗费用的百分之六十。 在农村地区对比尤其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医疗专家王延忠(音译)说，整个九十年代，农民收入大体增长三倍，但医疗费增长八倍以上。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在政府医疗费分配的公平性方面排名第一百八十八位。世卫驻中国代表贝克达姆(Henk Bekedam)说，“中国公共卫生极弱。在很多方面，比二十年前还差。”
华尔街日报说，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的改革拆除了共产党的医疗模式。根据新的增长教条，中国采取了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医疗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把钱投到别的地方，要医院自负盈亏。许多医院要求病人先交钱，后看病。
由于免疫和其它预防项目被搁置一旁，中国更难控制疾病。现在，结核病每年造成中国13万人死亡，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高达150万人，而联合国估计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将达到1000万。
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不能处理严重疾病。县级医生通常都是年轻人，收入不高。大城市医院的医生，每月收入600到1200美元，一天要看60-80个病人，相当于美国医生工作量的两倍。
由于政府支持减少，医院要依靠卖药维持。农村医疗中心百分之六十的收入都是依靠卖药，许多医院要靠卖药发工资，有些医生甚至卖假药来提高利润。乡村医生实际上成了卖药的小贩。
甚至在萨斯出现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农村医疗危机。上个星期，农业部副部长刘坚承认由于资源不足，中国农村抗击萨斯面临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