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一个回答不可小看，正如新保守主义者在“小布什时代”不可小看一样，因为华盛顿现在是新保守主义者的天下。
小布什总统今年二月在华盛顿企业研究院 (Enterprise Institute) 讲话中完全不掩饰对“新保派”的情有独钟。他对在场自诩为信奉“斯特劳斯主义”的“新保派”记者、政治思想家和政策制定人或分析家说，“你们是我们国家中最杰出的大脑。而我的政府雇佣了20个像你们一样的人。”
这其实已经是小布什谦虚的说法，他手下制定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班子人人额头上都或多或少地刻着“斯特劳斯主义”。 国防副部长、被称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建筑大师”的保罗.沃夫维茨，无疑是小布什政府政策“大脑“中最具影响力的“新保派”人物。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斯特劳斯主义”信徒是曾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咨询会（Defense Policy Board）主席的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最近刚刚被副总统切尼起用为副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任命还未公开宣布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爱伦.傅莱堡（Aaron Friedberg）也是“新保派”圈内人物。因为小布什政府从组阁之初就着意摒弃中美问题专家，傅莱堡的任命将意味着“新保派”对美国对华政策将进行直接的影响。
什么是 “斯特劳斯主义” 和“新保派（neocon）”？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里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被自己的学生曾出任哈佛大学政府系系主任的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 Jr）称为“在1973年去世，生前默默无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斯特劳斯主义在六七十年代被相信道德相对主义、更为实际的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人所排斥。自从里根政府开始，斯特劳斯的崇拜者厄尔温.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诺曼.伯德霍茨（Norman Podhoretz）和开始成为那时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客，他们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出于实用主义考虑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曾经师从布鲁姆和曼斯菲尔德的威廉.伯纳特（William Bennet）曾直接在里根和布什一世政府工作过。但不管怎么样，斯特劳斯主义的信徒终于等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多年媳妇熬成婆”，自己成为担当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的灵魂人物。
斯特劳斯是一个中产阶级正统犹太教家庭长大的。他在1934年移民到英国，在那里写下“汤姆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一书。他最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执教近25年。
乍一看上去，斯特劳斯的理论和当今政治相离甚远，他似乎完全沉溺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然而如果细细研读，不难发现为什么小布什政府的战略学家和际政策制定者如此多地依重斯特劳斯的思想。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说斯特劳斯个人的经验决定性地影响他后来的思想形成。他还是孩子时目睹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自己险些未逃出的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使他清晰地看到邪恶的可怕。他在著作《关于暴政》中写到，“当我们被带到与一种暴政面对地对峙的境地－这种超过过去最厉害的思想家最大胆的狂想的暴政--我们的政治科学无法识别它。”斯特劳斯说，“为了使世界变得对西方民主更安全，我们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变得民主。”斯特劳斯的学生，后来也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更进一步解释说“古希腊人实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会是人类所设想的最好的社会“。沃夫维茨就是布鲁姆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
斯特劳斯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权利”。他相信（其他文明的）暴政对西方世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恐惧。“但是斯特劳斯不相信对外国进行军事占领，他说，“即使是最低等的人宁可受制于自己人而非外国人。”对于斯特劳斯来说，保卫西方民主，对抗野蛮敌人是一个自然权利，是一个赋有责任的权利。他早在1964年就观察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正在积累紧张局势，因为二者都提出自己版本的“普世宣言”，然而彼此又不得不同对方心怀怨恨、不甚舒服地共存。
强调阅读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主义思想的斯特劳斯学派力主在政治上区分“敌人”和“朋友”，其思想依据是在古典，尤其是修西底德的战争思想，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古罗马的帝国理念，以及希伯莱圣经的首卷 －－《创世纪》中的政治。关于孰善孰恶的重大问题，人类永远没有一致的答案，因此，人必以“群”而分成敌友。这是古代哲人关于人类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诲。“敌友区分”的理念在国际政治中就意味着“冲突”乃至“战争”。“政治上的成熟”意味着首先认清自己的“政治敌人”，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敌人的敌人。换言之，政治上的成熟就是学会在政治的敌意中独立生活。
被小布什政府挟持的“斯特劳斯主义”
斯特劳斯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从2001年开始被一批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所驾驭，并为己所用。
“新保派”不仅在目前美国政治学象牙塔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同其他学派比，更为不同的是其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实施和思想的传播，尤其是五角大楼决策层，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新保派”他们资助美国的思想库，或是亲自打理这些重要的思想库，撰写这些思想库的研究报告，比如里昂.加思（Leon Kass）小布什政府之下的生物道德委员会的主席。这些“新保派”思想通过这一派控制的从低到高、大大小小的刊物、广播、电视和报纸社论版传播自己的思想，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曼斯菲尔德的学生威廉.克里斯托是旗帜周刊 (Weekly Standard) 的创办人，他是华盛顿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声音，他的报纸也是白宫必看的资料。克里斯托最近的名言是，“如果人们想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强权，行！”还有一个是新共和 （New Republic）杂志的阿尔弗雷德.勒诺普（Alfred Knopf）。
这批人往往是美国学术界的“逃犯”，按照法国费加罗报所勾画的美国“新保派”政治剪影，这些“新保派”知识分子常常带有犹太裔和纽约味道，而往往是从政治左派起家。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至今还叫自己为“民主党人”，他们读严肃政治或文学杂志，穿着随便，对社会和道德问题往往持自由派观点，既不反对堕胎也不表现基督教狂热倾向。他们唯一的野心是驾驭华盛顿的政治和权力。
斯特劳斯主义信徒常常是通过走上仕途的前任学生来影响政治。无疑生前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的斯特拉斯本人就是这种靠个人和学说魅力而造就一批身传弟子和仰慕者的范本。这一传播思想的途径无疑也被他自己的传人所采用。
布鲁姆在自己小说式的自传中勾画了一个艾比.拉沃斯坦(Abe Ravelstein)的角色，拉沃斯坦教授一个重要的活动是给自己已经在政府里占据高位的老学生打电话，以施加政治影响。毫无疑问，这是布鲁姆自己的写照。布鲁姆过去的学生菲利普.格曼（Philip Gorman）曾经在布什一世政府担任和现在沃夫维茨类似的角色。布鲁姆的另一个颇具影响的学生是着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已经去世的“斯特劳斯主义者”、芝加哥大学数学家和核战略学家阿尔波特.沃利斯蒂特（Albert Wohlstetter）理论包括“渐进威慑（Graduated Deterrence）：使用“灵巧”、精确制导炸弹的有限的、小规模战争。他两个最出名的弟子是沃夫维茨和珀尔。沃利斯蒂特的学生还包括小布什政府派去伊拉克同伊拉克反对派探讨伊拉克前途的扎尔梅卡里扎德（Zalmay Khalilzad）。
亚洲政策上的“新保派”
美国哈德森学院（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杜加里克（Robert Dujarric）认为到现在为止将国家明显定性为“好”和“坏”的“新保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东政策领域，他们在情感上完全投入到中东事务上，主要体现在对以色列的“一边倒”，在美国用兵上比较倾向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新保派”首当其冲地应为美国对伊战争打响负责任。
杜加里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目前‘新保派’在美国对亚洲政策上还没有施加有效的影响。他们当然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一个大的威胁，但是在9／11之后这些人几乎停止谈论中国。而在北朝鲜问题上他们认定北朝鲜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该支持使用军事手段。”
无疑“新保派”将继续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方面起决定性地作用，虽然斯特劳斯还是继承他衣钵的身传弟子所代表的“斯特劳斯主义”本来最多不过是美国古典主义学者对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思想上的颂扬，而不是要指导政治家在政策上如何行动。曼斯菲尔德在 新共和 （New Republic）杂志中写道，“斯特劳斯主义者公开的记事议程就是为了读好书而读好书，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读古书。”无论如何，斯特劳斯被现在的小布什政府立为事实上的精神“教父”，斯特劳斯只能在天堂里发出无奈的叹息。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