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丁玲遭批判的日子里

2003-05-24 04:57 作者: 蒋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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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于8月4日晚9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叙述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回应。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太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17岁时入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70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情,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我步入王府井大街64号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楼梯两侧也无一例外地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拼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黎辛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她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4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回到家,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这时,妈妈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去。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点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待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

回来后,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颤栗。

很快妈妈也看见了报纸。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待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的调查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

她说:“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的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地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下午,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11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司机老王来了。

还在我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妈妈松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了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摘编自《左右说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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