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出500万元买他的人头
2000年11月，时任《甘肃经济日报》社记者的王克勤接到一系列股民投诉，开始调查兰州证券黑市。首先他以商人的身份频频出入兰州各大股市探访、了解相关情况……12月下旬，王克勤第一次接到被涉及到的华信公司的警告：王记者，你注意一点，不要胡整。跟着，“要打断王克勤的腿，要剥了他的皮”的传言就来了。
王克勤没有在意，他继续自己的调查。考虑到这张黑网势力太大，自己的力量太单薄，恐怕还不能完全揭发事实， 2001年元旦，王克勤请《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宏加入采访中。就是这一天王克勤写下了誓言：法西斯找到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暴虐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找到了我，别人看与他无关，他走了……
2001年元月下旬，稿子上交《甘肃经济日报》以及《中国经济时报》。这段时间，王克勤家恐吓电话不断，家里人听见电话响，就有种受惊吓的感觉，甚至有人传出黑道的老大用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这些事情严重影响家人的正常生活。为了安全起见，2月2日，王克勤万般无奈只好把妻子、儿子送到外地去了。
2月3日，《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一文，在《中国经济时报》时报周刊刊发，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甘肃省内各媒体以及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社会经纬》、《财经报道》栏目组等媒体都进行了采访报道。
2月9日下午（正是春节），王克勤在传呼机上收到了新年的第一个礼物：“我们已知道了你的家庭地址，晚上，我们来接你的老婆孩子"。王克勤立即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当晚由公安部门派出了4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王克勤。这年的春节，王克勤就是一个人吃着方便面、速冻饺子挂念着妻儿度过的。他回忆说，那时，偶有风吹草动都怀疑有人来，有时候，有人来访也怀疑是来报复我的。在深夜里或朦胧中脑海里常出现这样的情景：玻璃窗外跳进几个蒙面人来，手持AK47、微冲对着我扫射，房内一片狼藉，鲜血流了一地……
国务院总理亲自对《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一文连续做出了重要批示，甘肃省委书记、省长不仅认真批示而且部署展开了全省性的专项打黑斗争，成为2001年“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大案"。但在这段时间里，王克勤却不得不顶着“夸大其词”、“给甘肃抹黑”等的“舆论谴责”。
好在，最后政府部门还是对两位记者的报道给予了肯定和褒扬。
接手调查出租车行业
2002年6月28日是《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召开每周五的例会的日子，部门主任王南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郭励弘转来的北京几名出租车司机“关于司机生存状况的申诉与调查"等相关材料交给王克勤，建议以此为选题展开对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问题的调查。
在没接这个选题之前，王克勤对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很陌生，认为出租车司机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搂钱"，总觉得他们也是北京的有钱阶层。
但是，当他在认真研究这些材料后，根据材料上所留电话，与出租车司机接触到，看到一个个司机拿出一沓又一沓的申诉状，以及花花绿绿的罚款单，还有大量的相关部门的文件复印件时，王克勤为之震惊。尤其是当听到有好几个司机活活累死在出租车上；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在司机刚刚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就到病床前逼着收“车份钱"；出租车公司为了抢回出租车竟然动用黑社会拿着凶器将司机围在公司院内行凶的事件时，他的心像坠了一块大石头，沉重极了。
通过研读大量文件、资料，王克勤发现许多出租车公司纯粹是空手套白狼起家的。而他们的发家手段一是掠夺司机个人财产，二是贪占国家财产，三是掠夺社会公众的财富，出租车成了出租车公司“合法"敛取社会公众财富的工具。并且，更为恶劣的是，北京市交通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正是出租车公司掠夺出租司机个人财产的“尚方宝剑"。
令人震惊的是，当一个个出租车司机为了维护自己出资人合法权益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竟然出台有关文件，拒绝受理出租车司机状告出租车公司的案件。以致于发生出租车司机在北京西客站集体卧轨，造成京广线停运数小时的恶性事件。
王克勤觉得必须得认真地深入调查下去，查个究竟。
艰辛的采访
由于出租汽车行业涉及面广，而且调查要深入到各区县，王克勤先后联系了30多家机关单位，但接受采访的不是很多。
他感觉北京市的政府机关真不好打交道。
自7月2日，他与北京市交通局宣传处的张磊联系上，他每周至少打三四个电话，包括张磊、杨宇在内的宣传处的几个同志，几乎都接烦了他的电话，对方的理由总是“我们处长不在"、“我们处长开会"、“资料已经转给出租汽车管理处了"、“还没有结果"等等。
无奈，王克勤只好闯上门去。上午去了出租处，处长不在，他就在附近守候，下午一上班再去，但等待他的却是：“我们的新闻是由宣传处统一发布的，我们不直接接待记者。"
无奈，自此王克勤只好再重复给张磊打电话的工作。有一天，王克勤找到出租处长梁建伟的电话，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安排一点时间接受采访，但他的回答依然是：“我们的新闻由宣传处统一发布，我不直接接待记者"。王克勤多么希望能见到这位梁处长，因为据司机们反映，他是由出租车公司老板摇身一变，进而成为出租处处长的，“可黑了！”
有一天，一位司机打电话给王克勤说：“你不是采访不上交通局领导吗，明天我们去上访，你跟我们去吧。”
8月26日上午，北京经科出租汽车服务部的几名司机把王克勤带进了市府大院。他们守在张燕生局长办公室门口，等待正在开会的张燕生。这时，两名警察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出租汽车管理处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地要求他们下楼去。但他们坚持着没走。
张燕生走出了会议室，对王克勤说：“今天我只接待司机，你是司机吗？"
王克勤说：“我不是。我是司机的朋友。"
“不是司机就给我出去。"
王克勤还是不想走。但出租汽车管理处的两个大胖子愣是把王克勤架出了会议室，被强行从三楼“请"到了一楼的信访室。由信访室的两个老大爷来接待他。虽然王克勤没有采访成张燕生，但从信访室工作人员口中得到很多情况。
此后，虽然不断致电交通局宣传处，但对方自始至终也未安排采访。
涉及到出租司机的劳动权益及与出租公司的关系问题，王克勤必须得采访北京市劳动局。
在多次与北京市劳动局电话联系后，对方说，必须三证齐全。我问是哪三证。对方说：记者证、工作证和介绍信。
于是王克勤从报社编辑部开了一纸公函，传真给对方；并写明记者证正在换发之中。对方接到传真后说，关于记者证的事，必须要有人事部门的公函。于是，王克勤从报社人事部专门开具了公函。但对方说：“等着吧，还得跟领导汇报。"
以后王克勤不断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总是说“正在研究"。
迫于无奈，在朋友帮助下，王克勤以私人身份联系上了北京市劳动局劳动检查处处长吴安泰，以及东城区劳动局局长高士令、平谷区劳动局一位副局长，从而完成了对劳动局的采访。
出租车行业的问题涉及到税收、工商、保险等许多相关部门。王克勤说："他们的电话真是难打啊。"北京市地税局在他多次恳请的情况下，自始至终没有给他安排采访。在王克勤采访平谷区地税局时，也因“没有上级指示，不能接待新闻采访"而流产。
王克勤说：“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跟政府机关一样，有些公司比政府机关还难打交道。"
王克勤曾先后电话联系了北京市的20多家出租车公司。其中王克勤对北京市的主要品牌出租汽车公司几乎无一遗漏地进行了采访联络，但只有个别几家的经理接受了他的采访。
在采访北京市大名鼎鼎的万泉寺出租汽车公司时，先是保安不让进门，后是办公室人员的不断盘查，后来一个喝了酒的人进来说“你是哪里的记者？我们不接受采访！你给我出去！"最后王克勤从万泉寺公司被撵了出来。
心酸与安慰
8月上旬，王克勤来到在出租车司机冯继友那顶楼只有30几个平米的、住着祖孙三代6口人的黑房子时，他说：“听到70多岁老人的哭诉时，我心里很酸很酸。没想到许多北京的哥的家庭都是这样。"
当王克勤从早到晚坐在六里桥的士餐厅,采访来吃份饭的司机时,有许多人嘲弄他说：“就是领导也没办法，你一个小记者顶个屁用,采访也是白采访"。这时，他深深感到长期的压抑已经阉割了许多出租车司机最后的一点维权意识。王克勤说：“我替出租车司机心酸！"
说来别人可能不相信，一个每月只赚1000多元的王克勤在为每月能赚近2000元的司机而奔走。为了早日完成工作，王克勤顶着酷热走在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马路上时，他差一点晕倒过去，当中午没地方去时，困极了的王克勤躺在马路边的长椅上被清洁工人撵了起来，王克勤说：“当出租车公司的保安把我赶出门时，我真为自己心酸！"
在王克勤采访过程，也遇到一些令他安慰的事。
在采访国务院参事沈梦培的前一天，王克勤与他约好采访时间为第二天上午9：00。可王克勤从昌平区平西府赶到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沈梦培的办公室时，时间已经是上午10：40了。本来，沈梦培对王克勤的不守时十分恼火，可听了王克勤的解释后，这位60多岁参事感动了，从不抽烟的他不仅随即亲手帮王克勤倒了一杯水让他先喝，还拿出了一包别人给他的香烟，让王克勤抽。原来，王克勤从早上5：40就起床往他这里赶，一分钟也没有停过，但由于途经的立水桥施工堵车，不得不迟到。
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量的调查，王克勤发现，我国现行的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存在的极其严重弊耸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