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14周年将届。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到来时，当年的学运领袖、今日的美国律师刘俊国(又名刘俊)等人，14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呐喊和枪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东西长安街上的烽烟和鲜血犹如历历在目，许多人或许对“六四”的记忆已现模糊，但更多人的“六四”情结犹在，刘俊国等人永远忘不了，当年北京市民和学生为此流血，世人为此流泪。
刘俊国现在旧金山主持“刘俊律师集团公司”，问他为何来美国后改名刘俊？他说：“因为离开大陆后，我就没有了‘国’”。”他原为广东省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八九民运时任广州学自联主席。可是，“六四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
刘俊国为四川重庆人，20岁在四川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华北水电学校当了四年教师，再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攻读硕士。由于出身“根正苗红”，原为共产党重点培养对象，“我曾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风起云涌的1989年，因追悼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掀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当时在广州的刘俊国，“出于爱国热情，义无反顾站出来”，并被推为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那段时间，他天天带领学生上街游行，住的宿舍也成了学生联络总部。
刘俊国回忆八九民运，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最让我感动的是，北京当局在6月4日血腥镇压学运后，第二天(6月5日)，广州仍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冒着危险上街游行，使我深深体会到‘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六四”后几天，刘俊国继续在广州组织“空校运动”，以抗议当局镇压。当时他罹患肺结核，身体非常虚弱，容易疲劳，但一股精神力量和满腔热血支撑着他，他似乎是拼了命地高呼“反对六四屠城”的口号，走到后来，“已感觉不到眼睛存在，只看到两个黑洞”。
不久，形势逆转，他成为被广东当局通缉的四个“头头”(其余叁人为陈卫、陈破空和李正天)。最初，刘俊国不想逃亡海外，“因那时脑子还转不过弯，总觉得不能‘叛国’。有人劝我向当局自首，但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错的是政府，如果我去自首，等于承认自己犯罪，做人要有基本原则。所以我跟学校领导讲，我绝不会去公安局自首。”
一些同情学运的教授开导刘俊国说：“你身体弱，如被抓去关起来，健康一定会被彻底摧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此机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未尝不是好事。”
刘俊国觉得整天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而且还会连累收留他的人。他经香港地下通道出逃，1989年底到了美国，那时海外民运高潮已过，刘俊国虽然是广州学运领袖，但在海外缺乏知名度，没有北京“学运明星”的光环，也没有鲜花和掌声，所有的“好处”都轮不到他，一下飞机，他在逃亡途中病情加重，不但没时间治疗，立即面临生活难关。
他自我开解说：“各人有各人的命运，所谓同人不同命，不要羡慕或嫉忌别人，而且，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实现民主、为人类作贡献就成了一句空话。”他决心“不吃民运饭”，凭双手养活自己。他说，在出逃当日，他就发誓“一定要有所成就，否则愧对六四死难者和江东父老”。
要想“有所成就”，当然要“武装自己”，他决定排除万难继续学业，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他一头钻进中餐馆打工，并从读夜校开始，半工半读。
由于刘俊国身体患病容易疲劳，开车上路时，眼皮就不停打架，很容易发生危险。晚上回到家中，经常连吃饭也没力气，累得瘫在床上就再也不能动弹。“那时觉得民主离我是多 的遥远，似乎前路漫漫，看不到曙光。”
刘俊国觉得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为了八九民运，他付出极大代价，在大陆，他是“天之骄子”，前程似锦，被迫流亡海外后，一切连根拔起，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他永远的痛，则是在大陆老家的父亲患病直至去世，他因是“六四通缉犯”，不能回国尽人子之孝及送终。
他说：“我不在乎别人怎 看我，有人可能会认为，堂堂一个大学教师，今天在美国沦落到在餐馆打工，如我跟他们一样想法，是跟自己过不去。在海外，最重要的是放下身段，要学会自我安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以此自勉。
经过许多一言难尽的辛苦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他考入加州州立大学希活(Hayward)分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6月毕业，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同样由于他是“六四通缉犯”的背景，在大陆拿不到大学本科文凭，“因档案被当局查封了”，即使他在美获得硕士学位，并且是以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庇护，但美国许多大学硬性规定，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入学前必须至少受过四年大学本科教育，刘俊国无法出示证明。头一年，他申请了十多所大学想读金融，到处碰壁。
“这件事对我打击相当大。但我不气馁，1993年继续申请攻读政治学博士，但又是没有一个学校肯要我，理由同样是我拿不出大学文凭，这对我无疑是沉重打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刘俊国重新振作，再接再厉。第叁年，他申请的是法学院。他解释，第一年申请读金融，是因硕士念的是工商管理，所以顺理成章想再拿个博士学位，但因无法出示大学毕业证明文件和成绩单未能如愿，第二年尝试念政治，是考虑可能校方会因他过去的民运背景，而以为他是“搞政治”的，较容易批准，后来他才知读政治学的人也很专业。
至于产生学法的念头，是因考虑到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而且很多政治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国会参众议员等，原来也是学法律的。中国大陆基本上仍是人治社会，有法不依，大陆司法系统问题成堆，没有独立的司法权，法官专业素质低劣，有的人量刑轻重，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和法律条文，而视乎送礼多少，“吃完原告吃被告”。基于这样的想法，刘俊国决定改读法学院，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利用所学帮助大陆的法制建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这一回，刘俊国又险些被“叁振出局”，申请结果几乎是重复前两年的命运。他一度非常绝望，想到投身八九民运以来的种种艰难困苦，来到自由民主的美国，却求学无门，有志难伸，他实在不甘心，决定孤注一掷，亲自跑到加州大学海斯汀(Hastings)法学院的招生录取办公室据理力争，他“逮”到招生办的主任，一口气诉说了他的遭遇和苦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没想到竟打动了那位主任。两星期后，刘俊国终于结束叁年来的奔波焦虑，被加大破格取录。
“我一直深深感谢那位主任，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此后，刘俊国踏入坦途，于1998年5月顺利拿到法学博士学位，7月他就去考加州律师执照，加州和纽约州是全美国公认最难考律师执照的两个州，报考门槛相当高，但刘俊国一次考取。
在攻读法学博士期间，他在律师事务所兼做法律助理，积累一定经验。1998年12月，他与一位有多年经验的美国律师合伙开设律师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则与四、五位律师建立合作关系，业务范围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辩护、移民、政治庇护、商业合约和公司法等。
回首来时路。刘俊国说：“往事不堪回首，几乎笑不出来。”当年在餐馆打工的经验，使他对“ 食(谋生)艰难”有更深的体会，即使现在名成利就，他对餐馆仍有特殊感情，平日光顾“给小费特多”。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更不能忘记倒在“六四”血泊中的死难者。在做执业律师之余，他不忘继续参与及推动民运，最近当选为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大陆反对党组织──中国共和党主席，该组织的成立宗旨是“结束专制，创建共和，完成民主革命大业”。
他说：“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共和”两字明白告诉世人，中国共和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创建立法、行政、司法叁权，实行多党相互制衡的共和型国家民主体制。他希望集合志同道合者“先走一步”，招揽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一旦时机成熟，就“打回老家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泰民安的民主共和国。
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天起，虽然将自己的名字去掉了“国”，但他一直“人在曹营心在汉”，渴望早日回去“报效祖国”。不过，他强调，“爱国家和爱政权是两回事”。
问他做律师做得好好的，海外民运目前陷于低潮，一些人对民运人士印象不佳，此时此刻他却挺身而出，会否影响他的生意，甚至“吃力不讨好”？他说，做人不能忘掉根本，要正直善良和正义、正气，这些年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何会去国离家，不忘自己是走过“六四”的幸存者，所以他不改初衷，矢志促进中国民主人权，期盼大陆同胞生活在一个清廉、公义、有尊严的社会。
刘俊国说，他的客人多是在美国的华裔，即使他们“亲共”，但他为他们在美国法庭争取权益，而不是跟中国大陆政府打交道，而且他的客户来源大多是因他办事认真负责口碑相传，他继续从事民运活动，相信对他的生意影响不大。唯一有影响的，就是他宁愿少赚些钱，也要抽出时间来参与民运。
“即使有影响，也是值得的，我自认这些年来，个人形象还不错，民运需要正面形象，也需要更多有专业知识水准和民主风范的人站出来，我不能明哲保身，虽然已有爱护我的朋友提醒我，可能一出来就会被人泼得一身污水，但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