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进入“敏感”时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从友谊宾馆出来，上了小公共汽车。小公共招手即 停，很是方便。停了几次上人，车上的二十多个座位差不多 都坐满了。忽然，司机大声问售票员：“喂，我违章了吗， 怎么后面的桑塔那老跟着咱们，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从后车窗望去，一辆深蓝色桑塔那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 小公共汽车后面，如影随行。这时，坐在后排座上的一位妇女告诉售票员说：“别理它，跟我的，买菜它跟着，上医院 它跟着，我去哪它跟到哪。”车上的人听了都很是吃惊。我看那是位文静的知识女性，不到六十岁，声音清亮。售票员疑惑地询问。她告诉售票员：“我儿子六四时被枪杀了”。 车里一片寂静，大家
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谊宾馆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有一位六四难属丁子霖老师。难道她就是丁老师？我不知道。豪爽 的售票员劝慰着：“伯母，脑袋掉了就碗大个疤，过二十年 又一条汉子”。
乘客们震惊过后，脸上都充满了同情；人们或是劝慰，或是愤愤不平地议论着，都对跟踪的轿车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驶中的小公共正是当今社会的缩影。乘客之间并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压下闪现。在这个暂时封闭的空间里，恐惧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没了。人们的目光和表情都传达出一种默契和共识，黑白分明，都明了正义在哪一边。其实，在北京的每一 个家庭，每一个朋友圈子里，人们都无数遍地议论过六四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专制高压下，政府剥夺了大众公开的话语权，却剥夺不了渗透进每一社会细胞的大众民间的话语权。政府骗人民，人民骗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杆打狼 两头怕，但谁更怕谁？政府更怕人民。因为政府同六四镇压栓在一起，同罪恶栓在一起，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没有前途。
这辆小公共汽车成了一个正义的精灵。尽管车后面紧跟着恐怖，但这辆车“反了”，人们无畏地自由表达。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许多人怀疑自己的认知，愿意听党的话，把一切罪恶都记在“四人帮”头上。六四使亿万人大彻大悟。现在，即使你一个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资源的党面前，就象车里那位柔弱的母亲，也敢看小了它──党；因为人一旦为正义武装，人就是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那些卖身投靠的“知识精英”们总会出来打圆场，说：“六四很复杂”。这就跟说“法国大革命很复杂”“辛亥革命很复杂”一样，纯粹是没用的废话。那些所谓的“中国通”们，说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六四。忘记了吗？你看专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门母亲”的心上，噬啮着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群体。这种丧尽天良，只会强化所有中国人的记忆，并使记忆爆炸。
车在北太平庄停下，“天安门母亲”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 车。我看到桑塔那象只狰狞的鳄鱼掉身又尾随追去。望着母亲的背影，我知道她没有泪水只有坚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好妈妈，多保重；您虽然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了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
摘自华夏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