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因经济问题潜逃海外。
2002年2月，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非法套取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工程款，逃亡海外。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1000多万元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200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
1999年12月，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1999年8月，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副厅级），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潜逃出境。
外逃贪官主要去向
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
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它们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
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龟缩在那里，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或者把那里作为临时跳板，伺机过渡。
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同时，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也相对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当地媒体吁请“关注民愤”
5月29日，《温州晚报》刊登了《关注民愤》的评论，不点名批评杨秀珠:
“关注民愤”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民愤”一词。这在书面用语上似乎见得不多，只是对恶贯满盈之徒，才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说。所谓民愤，可泛指老百姓们发泄心中的不平。笔者认为，尚可指群众对那些大大小小贪官赃官们的骂声。谁若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坑害老百姓；谁若以权谋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百姓必定会戳其脊梁骨，愤而骂之。然而这类民愤往往很难引起重视；倘若此官一手遮天，弄不好检举的百姓还会落得个诬陷之嫌。民愤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级领导若能关注民愤，就有可能透过现象挖出本质。
某人“文革”起家，劣迹斑斑，居然平步青云。然而，“人心是秤口是碑”，老百姓对此人的所作所为，一直多微词、多疑问，甚至可以说是多民愤。但此人居然多年没有出问题。最后终于东窗事发，引起哗然之声！笔者不免感叹：把坏官揭露出来绳之以法，乃何等不易！但愿人民的好官们能多多关注民愤，及时引起警觉，采取措施，让那些坏官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此，乃百姓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