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高教大跃进始于１９９５年的“２１１工程”，其内容就是要“面向２１世纪”，重点建设１００所高等院校，使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高教产业化也大致开始于这个时候。到了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中共当时的总书记 江泽民 在北大百年校庆仪式上宣布：“为了实现现化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为“９８５工程”。这“若干所”一流大学的数目据说原定只有北大清华，但最后其它学校先后挤了进来，现在共凑了九所。但北大和清华的骄子地位不变，他们从教育部各得１８亿元人民币，分三年支付，到２００１年全部付清。而其它学校是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出钱“共建”，金额数量也要少得多。因此在高教圈内，这被称为“２+Ｎ”模式。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心中大概也明白了为什么北大清华先后忙不迭地推出达到一流的“时间表”。因为进入了２００２年，教育部的特款已经支付完毕，不搞新的造势，不搞一些新的花样，怎么对已经花掉的１８个亿做个交代？怎么能够再要到“大钱”？许校长就说：：“第一个１８亿使北大' 脱贫' ，起飞还要面临许多问题。”（新华网２００２０３１９：许智宏为北大迈入“世界一流”开列时间表）。对他们来说，“起飞”还能面临什么问题呢？无非是钱的问题。因为从北大到清华，他们的唯一办学思想就是认为钱能够买来一切。这不，北大新近设立千万元人民币大奖，要奖励那些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北大教师。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世界上花钱买名气。因此，那个“第一个”１８亿人民币对北大来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他们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无穷无尽个１８亿。
１８亿人民币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据说，“希望工程”十年募捐的总额还不到１７个亿。根据“希望工程”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ｙｄｆｏｒｇ/ 介绍，在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年间，中国有中小学失学儿童和少年大约四千万人，而四百元人民币就能够支付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的费用。这么算来，１８亿元人民币恰好能够使四千五百万名失学儿童接受初级教育。再加上给清华的１８个亿，中国政府几乎可以还上从１９８６年起就积攒下的《义务教育法》欠帐。（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法》是中国人大制订的法律，教育部凭什么可以将它置之度外，而在没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毫不吝惜地把巨额资金用来建设“一流”大学？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探讨，可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们是不会为此费心的。）
中国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甚至要靠卖血来维持生存。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就是贫民卖血交叉感染的结果。据说一升全血的价格只有３５０元人民币（见“人民网”２００２０６０７：老父卖血６年供儿上学，逆子抛荒学业游荡京城）。那么，１８亿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五千万升鲜血，足以把北大的未名湖灌成血海！
可北大清华却不管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是要老着脸皮，昧着良心，向政府伸出贪婪的双手要钱。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还要钱干什么？
让我们先看一看北大拿这么些钱都干了什么吧。下面是《光明日报》在北大建校１０５周年之际给他列举的数字：“５年来，北大学科建设硕果累累。２００２年度，北大６项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重点学科评审，北大８１个学科入选，在全国遥遥领先；２００２年，北大２４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数学科学院的”数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获国家级特等奖；２００２年北大９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再次名列全国第一。”
也就是说，用１８亿元人民币作为推动剂“迅跑”了五年之后，北大仍旧是中国的炕头王！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几千万失学儿童！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中国贫民五千万升鲜红的血浆！
可能北大自己也对上面那些“全国第一”有些脸红，在“校庆专文”中，北大还不伦不类地列举了这么一个“成就”：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微分拓朴学“期末考试。身患鼻咽癌已十年，身体异常孱弱、已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教授坚持让学生把他扶进考场监考。３个小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了这次监考，他从头天晚上就停止了进水进食。考试结束后，学生们含泪将他抬下楼送上车。２０天后，张筑生与世长辞。此前，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讲坛，并曾５次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５次夺得总分第一，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微分拓扑专着《微分拓扑讲义》。”在北大数学院，像张筑生这样德才兼备、默默奉献的老师众多，形成了“学术高原”。该院在全国高校中数学类重点学科最多、师资力量最强，在数十位教师中就有５位中科院院士、５位“长江学者”。“
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在北大劳累而死，却完成不了北大规定的工作量。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也没有被评上“博导”。这篇专文更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仍旧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清贫生活。（见《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７日头版：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
是不是北大的教授都清贫呢？不是。“９８５”专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补贴教师的工资的。但是，什么人能够捞到大头，什么人仅能够吃点残羹剩饭，这里面的学问足够几个院士研究好几年了。张筑生教授编写讲义、撰写教科书不算工作量，可任务却下达到了他的头上。指导国家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不算工作量，但每次都由他牵头。而那些精明的博导、院士根本就不屑于编写讲义。他们要全盘引进国外的教科书，工作既轻松，又显得有水平，工作量系数又高，还可以继续晋级高升。何乐而不为！
请问北大，张筑生教授在生前什么时候被认为是“学术高原”中的一员了？他是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逝世时已经６２岁了。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北大数学学院共有６２名教授，其中有５名院士、４５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所以，张教授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高原”，简直就被北大看成是“学术洼地”。是北大的教授水平太高了，还是北大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太荒谬了，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一个明确的答复？
张教授去世后，北大的学生在ＢＢＳ上发表纪念文章说，“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那么，北大还有什么样的教授呢？
王铭铭抄袭案影响遍及全世界，连被北大奉为神明的《科学》杂志都曾报道此事。可他至今仍旧是北大的教授。这个被他的弟子吹捧为“木秀于林”的大牌人类学家，在他“逐句逐字”校对的一本书中，能够把英文中的“孟子”译为“门修斯”，能够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成“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见北大教授、博导的水平高到了什么程度。（倪乐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不过，北大校园中，这些年来最风光的是一伙经济学家。而他们之中，名声最大的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导厉以宁教授，他以“厉股份”驰名全国。“厉股份”把欧美的现成资本理论在自家的炒锅里掂了几个过，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卖个大价钱。他的夫人是北大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儿子是北大毕业的硕士，他们母子二人在深圳搞股份运作，他们的“运作”对象主要是北大上市公司的股票，据说厉家的资产早就过了亿元大关。厉教授曾有“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他曾断言，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这么不要脸的混帐理论，用北大几千人的教授来遮盖中国数千万失学儿童、数千万“下岗”职工、数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这个国家难道是为你们北大开设的？不难想象，厉教授在北大岂止是学术高原，简直就是学术峰巅，连院士都要避他的风头。
除了厉教授，北大的经济学家新人辈出。北大有一个专门研究生物技术产业的经济学教授、博导，名叫汪丁丁。汪教授研究生物技术产业，总该对生物学略知一二吧？否！汪教授好象对生物学一无所知，连蛋白质、氨基酸这么简单的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因此他能够把英文的相应词汇翻译成“蛋白体”、“阿米诺酸”。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在搞什么“新新经济学”。
除了汪博导，北大的另一位明星经济学家就是什么“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教授。这个刘伟，三本书的内容被他“资产重组”、翻来覆去地出版了若干次，现在是名符其实的著作等身了。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每篇文章后面都标有字数，少则一、二千，多则数万，精确到了个位数，不知道是用来计算稿费，还是在炫耀自己的高产。他曾在一个骗子学校中挂北大教授的牌子授课。他曾在北京市政协高谈“公路堵车象征经济繁荣”。根据他的生活标准，中国不仅早就进入小康，而且已经大同了。他在山东日照都有了自己的别墅。就是这么个人，被列为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是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
与张筑生教授在北大的尴尬遭遇相比，在北大能够吃得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还不一清二楚了吗？在北大，越是踏实肯干，越是受人践踏；越是投机取巧，越是左右逢础Ｕ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