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此事的村干部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邢宗弟、民兵连长邢本森、贫协主席孟凡孝、民兵副连长兼治安主任邢本山、生产队队长张照刚等。
在邢树贞被阉29年后的今天，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你的睾丸是被人用手攥掉的，还是用刀割掉的？”
邢树贞：“我不知道。当时我已经昏迷了，屋里头又那么黑。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我这下面确实有个刀口。”
……
前一天晚上，村民张若刚家5间闲置的土坯房失火时，邢树贞还在家里睡觉。火光一起，全村嚷动，邢树贞也跟着去救了火。
第二天上午，民兵连长邢本森来了，通知邢树贞去大队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我到大队部一看，五个村干部，还有公社的刘特派员都在。他们说是我放的火，我不承认，中午他们就不让我回家。刘特派员还领着我学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我说不是我放的火，我怎么承认呀？晚上他们就下了毒手……”
半夜，昏迷不醒的邢树贞被放下来。第二天，邢树贞发现自己下体一片血迹，火烧火燎地疼，直不起腰，站不起身。上午，邢本森去公社卫生院拿了药，让邢树贞服下。
邢树贞：“他(邢本森)见势头不对，就不让我走，一天换一个地方，整整关了我38天，一直等伤口愈合，才放我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失火的事主张若刚并未指认邢树贞放火。之后，大队干部把邢树贞家的*赶走，在小队部拍卖后，也没给张若刚家一分钱，而是几个人私分掉了。
至于五个村干部为什么一口咬定是邢树贞放的火，邢树贞说：“我当时脾气不好，那些当干部的，只要惹住我，我就在大街上揭他的短。结果呢，他们从正面没搞我，就搞阴谋诡计，以抓放火犯为名，让我断子绝孙。”一告就告了29年
虽然失去了男性特征，但邢树贞倔强、率直的性格却没有随之消失，并在他此后29年的告状史上，始终如一地表现出来。
被关押38天后，邢树贞的伤口愈合了，尽管还是勾着腰，却也能站起身来了。出来第二天，他就步行去了县公安局。而公安局的人又让他去找检察院。
1978年，桓台县检察院重建。1979年，检察院一位姓张的副检察长接待了邢树贞，并指派两名检察干部查办此案。
桓台县检察院控申科某干部对记者说：“刑事案件应该由公安局负责侦破。1979年我们接到邢树贞的申诉后，由法纪科出人，按‘干部渎职’的线索查办，查出放火的不是邢树贞，最后建议由新城镇党委，对打人的邢本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其他几个参与者也给了党内警告处分，并且建议村里赔偿邢树贞200元医药费。另外，他还可以享受大队书记的工分标准。”
当时大队书记的工分标准是一年4000分，约合400元人民币。邢树贞被阉割后，整整半年不能干活，并造成了终身残疾，他认为200元医疗费和一年400元工钱无论如何不能弥补他所受到的伤害。
“你光查出放火的不是我，那人身伤害、囚禁一个月就都不说了？我主要追究的就是人身伤害。”
三年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邢树贞与大队书记一样的工分待遇随之取消。1998年，邢树贞孤身闯北京，先后到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可是，仍然没有结果。“(他们)推来推去，气得我做了白衣，写了血书，要坐到升国旗的地方……”邢树贞说。
新城镇派出所巩指导员知道邢树贞要去北京静坐的消息后，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再去北京，并答应为他牵线：“你说找谁就找谁吧。”他们先后找了桓台县人大、县信访办、县检察院、新城镇党委、镇政府等部门，由这些部门主持，让聂桥村党支部、村委会与邢树贞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免去邢树贞应缴的“三提五统”款；每年为其发放救济金300元；60岁后，本人可进敬老院养老。邢树贞签下了这份协议。
邢树贞签完协议后，他觉得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此后，他经常外出打工，挣到一些钱，就继续去有关部门**。
2001年12月初，记者在桓台县检察院采访时，检察院控申科的一名女干部对邢的告状动机作如下分析：
“邢树贞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后来他不满足，是受了他哥哥(居住在原籍)、弟弟的起哄。他们跟他说按照《国家赔偿法》，可以赔他十几万。他哥哥、弟弟答应他：拿到这笔钱后，他们给他养老送终。所以说，邢树贞是受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当然，他家里很苦，我们也很同情他。你致残了，可以适当照顾，但要求通过这种照顾来变穷为富，是不可能的。”
邢树贞：“我不打算非得要多少钱才行，对原来欺负我的人，尤其是那个邢本森，得不到绳之以法，我死也不瞑目。”
不管有心还是无意，邢树贞缠讼的实质，是索求一个共和国公民不会再遭受阉割命运的环境。但从他29年缠讼的历史以及他在此之间受到的种种冷遇、拒绝、误会、漠然来看，他的诉说、祈求的力量是那么的弱小。
“直接去告检察院”
当年参与刑讯邢树贞的村干部，有三人已经去世。当年的民兵连长邢本森也已70多岁了。
邢树贞的家，在村子西头的一座土墙垒起的院子里，母子俩守着3间破房过活。邢的母亲今年80岁了，忆起伤心往事，她用手翻起自己的眼睑，跟记者说她的一只眼睛哭瞎了。
记者问邢树贞是不是仍要继续告状？
“嗯。再去，我直接告检察院。你检察院不作为呀－－你给我处理，没处理妥当，你就属于不作为。”
由盲目告状到主动学法、由状告当事人到欲告检察院“不作为”，公民邢树贞的法律素质在不断提高，尽管这种提高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的。同时，记者也担心因为种种原因，邢树贞最终还是难以达到他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