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自由甚于珍惜面包的香港市民是可敬可爱的。他们迄今还能够合法享有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更是令既没有自由也未必都能得到足够面包的大陆同胞所垂涎三尺的。因为要吃面包、反对贪官污吏吃独食而带领工人弟兄和平请愿的辽阳市铁合金厂下岗工人领袖姚褔信、肖云良被当局视为犯上作乱，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判刑。这也警示香港市民，缺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保障机制，面包说不准也会象奇妙的阿拉伯飞毯一样不翼而飞。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一书中，强调自由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使发展成为可能的手段，缺乏自由与人类历史上可怕的大饥荒（其中以1959～1961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最为典型、惨烈）有正相关性。香港市民的可敬可爱，足以让自诩为社会精英、有权力对所谓素质低下的民众指手划脚的可鄙可悲的大陆士大夫汗颜，假如他们还有自我反省能力的话。
用儒家道统武装起来的中国士人或曰读书人，一向以“达则兼济天下”的高远抱负自我标榜，同时用“穷亦独善其身”的隐逸情怀自我解脱，期期艾艾地区别什么邦有道、邦无道。究其实，他们不过是一小撮附着在统治集团这张皮上的可鄙可悲的毛，自然难免“进亦忧退亦忧”的尴尬处境。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的统治者，如秦始皇、刘邦、忽必烈、朱元璋、毛泽东等枭雄，当然不会象赵匡胤那样给读书人面子，于是就焚书坑儒、拿儒生帽子当尿盆、将儒生贬为连妓女也不如的臭老九，用黑格尔的说法，自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刘彻阉了一个多嘴多舌的倡优司马迁，算是小试牛刀。不读书的朱元璋以八股文为钓钩，文字狱为网罗，造就化神奇为腐朽的大酱缸，将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酱成满脑子屎的受虐狂，然后成建制地将他们钓到御座前，用诏狱和廷杖打得皮开肉绽、魂飞魄散，满嘴喷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粪便。秀才造反的毛泽东更是知己知彼，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阳谋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当然也有个别不愿意附皮的毛，如稽康、遇罗克、张志新者，也只能在割断喉管前哀叹一声：广陵散从此绝矣！
说起上面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乃是因为不久前，正当ＳＡＲＳ肆虐之际，作为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乘火打劫，可着劲儿播出一部由士大夫们联合导演的庸俗闹剧《走向共和》，企图借翻历史旧案，用理解、同情乃至感恩的态度重评慈禧垂廉听政、洋务运动、袁世凯复辟，为今日的垂廉听政、经济现代化、权贵私有化和寡头主义威权政治辩护，通过一班戏子之口来一点一滴地教育国民如何爱护被老佛爷视同囊中之物的国家。我在《是“带有崇高悲剧的英雄史诗”还是孝子贤孙的庸俗闹剧》一文中已进行批判，此处不赘。可悲可叹的是，这部拍马屁讨好的电视剧，讨得的不是金玉满堂、红袖添香的赏，而是兜头挨了一顿廷杖、泼了一身污秽的罚：几天前被中宣部叫停，鸡飞蛋打，悲夫！
咱中华帝国历来是以礼仪为核心价值的等级社会，讲的是差序格局。马屁也不是哪个龟孙子都能随便拍的，遑论无意中拍到马腿上，不踢你踢谁？我这个早已被打断脊梁骨且被踏上一只脚的蠢汉，当然没有资格唱高调，说什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云云。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上帝也只能救自救者。大陆士大夫的可鄙可悲，不仅反衬了香港市民的可敬可爱，也许更坚定了他们捍卫自由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