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份以来，中国大陆推动媒体改革的讯息逐步浮出，六月二十日晚间中央电视台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和国家邮政总局决定，除了科技期刊外，其它报纸期刊的出版单位至二零零三年九月底，暂停二零零四年度一切报纸期刊的征订活动”，被部分新闻学者形容为“中共改革媒体的先声”。
其后，媒体报导宣传部门将在九月前整顿国家新闻机关体制，仅保留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求是”杂志；至于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仅保留一份单位机关报，其他报章杂志一律脱离原单位，转由政府监管成立的法人团体管理。
北京传播学者认为，从淘汰党及机关报、开放私有企业及外资投资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可能随着这些促进市场化的手段，争取到较宽松的新闻自主空间；但是，从中共宣传部门加强对新闻编辑的控制权来看，在“党指挥媒体”原则下，宣传机器角色将更难挣脱。
学者认为，中共推动所谓“新闻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着眼于愈来愈白热化的媒体竞争，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跨国媒体集团亟欲进入大陆市场的庞大压力。为了持续掌握媒体宣传机器的力道，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这种“断尾求生”的方式，淘汰大量依赖公家预算生存的党报或机关报，藉以加强宣传管制。
如此一来，由中共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单位推动的“新闻改革”，不但能减轻政府过去为了支持这些媒体所承担的财政支出，也能透过更有效率的方式实施媒体审查与管理，有效控制生存下来的新闻媒体。
事实上，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推动市场化改造的目的，并非改革媒体、赋予更多新闻自由，而是透过股权控制、编辑控制等更具市场化竞争力的方式，持续控制媒体宣传内容，确保媒体扮演国家宣传机器的角色。
中共当局控制媒体的措施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共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日前在电视访问中即强调，媒体集团必须“注意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导正舆论方向的责任”；中共广电局长徐光春也表示，未来的改革中有几点不会改变，包括媒体作为“导正舆论方向”的角色，以及中共对媒体管理、对媒体人事的掌控。
这样的态度同样表现在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态度上，这项引起香港五十万民意反弹的立法，包括对媒体的控制条文，引起香港传媒强烈批判。长期以来中共从来就视控制媒体舆论为确保政权的必要工具，如今想将控制媒体的手伸进香港，这只是逻辑上的必然，不会因为舆论反弹就停止。
由此可知，中国目前推动的媒体改革并非放宽媒体控制的信号，外界过度期待只会和“七一”政改一样落空；虽然传媒极力争取新闻自由，但要脱离中共宣传体系控制的努力仍旧遥不可及。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