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又兴“下海潮”

尹明善、徐冠巨分别当选为重庆市和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标志着新一波“先富起来”的商人、富豪参政浪潮的到来。与此同时，从北到南，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或辞职，或退休，告别官场，踏入商场，如江苏东台市市长、南京六合区常务副区长、广州市环保局局长等。在个别地方，官员下侮甚至已蔚然成风，吉林省通化市自一九九五年以来有四十四位地县级领导弃政从商，在浙江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层，就有四十六人曾担任过处级以上职务，被称为“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一段时间以来，“商人当官”和官员下海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评论，展开讨论。

对于官员下海，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为官员下海鼓掌，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扭转官员能进不能退的积习，为结束延续数千年的“官本位”提供了可能性，欢呼“公仆的官念淡化了”，“一改千年世俗眼光，引导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另一种看法是“官员辞职下海且慢鼓掌”，理由不外这样一些：一、具有一定参与决策权力的官员辞职离开时要有严格的“审批”和审计制度，确保他们不带走“国家机密”；二、官员下海经商，不能利用掌权时建一止起来的“关系网”进行权力“寻租”；三、要严密防范官员带着大笔不义之财去经商洗钱，享用赃款，总之不能对他们大开绿灯，走得“不干不净”；四、官员辞职要建立起相应的赔偿制度。

官员下海，到底是不是“官本位”向“钱本位”的转移，在腐败弥漫、权钱交易成风的时代，感叹人心不古的今天，人们不禁要打一个“？”。在一些官员眼里，权力无非只是他们自身谋取金钱的工具。从官场沉浮到商场游弋，目标是一致的，一切为了“钱”，为了享乐。追求富足、幸福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本也无可厚非，但在拜金主义的世俗狂潮主宰下，人的贪欲常常是无止境的。和西方不同，人家在努力寻求利益最大化、追逐财富的同时，头上还有星空、有上帝，懂得有所敬畏，有所谦卑，没有表现出普遍的疯狂和无耻。在中国，内无宗教信仰的约束，外部制度环境并不健全，没有敬畏，极容易滑入不义的泥潭。利用昔日官场沉浮所建立起的关系网，闯荡商场自然更加得心应手，起码比普通民众经商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市场尚不够规范，制度还有某些漏洞的情况下，利用政策的空子，利用当官时积累的无形资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如此欢迎官员，愿意花代价从党政机关挖“领导干部”？调查表明，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认为官员具有领导才能，有的长期担任某个部门的“一把手”，具备管理能力；二是官员大都懂法律，熟悉国家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把握发展的方向与机遇，三是官员在政府机构中有各种社会关系，而且熟悉政府运作规律，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相对容易一些。第三条尤其关键，说白了，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卸任官员，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做官时积累起的无形资产。

官员谋私不禁是中国大陆的专利，在号称“高透明度”的香港也发生了财政司长梁锦松“购车”风波。官员购车本是一个寻常事也，以财政司司长之尊也不用一再道歉。原因何在？就在于他是官员，官员一方面是为大众服务的公仆，一方面却掌握着机密、权力。权力不能私用是现代文明政治的共识。梁大人尽管是“无心”之失，公众和舆论却不会因此而放过他。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使他在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计划公布之前购私家车一事，蒙上了“涉嫌避税”的阴影。无论如何，他都承认自己应该避嫌。除了向香港市民道歉，并表示将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三十八万港币捐给一个慈善机构。媒体和公众依然对此不依不饶，穷追猛打，一时间，梁大人似乎成了“过街老鼠”，处境很是狼狈。

法国哲人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己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说白了，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

不可否认，有的官员弃官从商，是有远大抱负的，“志在商海搏击中发挥才干，创造财富，重建自我”。也有一些人在仕途上没有什么发展了，希望改变一下环境，到商海寻找新的机会。但更多的恐怕也不乏利用掌权时建立的“关系网”从事权力“寻租”者，更可恶的甚至借经商之机，摇身一变，把贪污、受贿等不可告人的黑钱洗干净。所以有人呼吁要以制度来规范官员下海，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官员下海不抱乐观的看法，就是对官员缺乏信心，对他们不利用掌握权力时形成的无形资源谋取利益最大化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