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间和西方国家对中共高层权力交替的感观，颇有些戏剧性的无奈，总是在充满善意希望之后的失望，再希望之后的再失望。而我以为，如此亵渎舆论善意和大陆民意的循环，正如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一样，既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一些在此前炒作胡温政改的境外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却在期望落空之后，为胡温、也为自己找出下台阶的辩护理由，甚至要从字缝里扣出“政治玄机”，不免有些耸人听闻了。其主要辩护有二：
1，胡锦涛的七一讲话，虽然以具体阐发“三个代表”为宗旨，而几乎没有涉及到政改，但他把三个代表的本质解释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颇有新意，显示胡锦涛意欲摆脱江泽民阴影的笼罩，而逐步确立自己的执政方向的努力。这样的说辞，也见于大陆的挺胡舆论对七一讲话的解读。
然而，不知道进行这样解读的学者专家的依据何在？他们应该记得十六大报告是如何解释“三个代表”的本质的，江泽民的报告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两相对比，胡的解释，不过是江的解释的稍有变化的再版，正如《求实》杂志的那篇倍受媒体关注的文章，其“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标题，也来自十六大报告一样。难道胡锦涛加上了“立党为公”四字，就标志着开始超越跛足改革了吗？难道只因为十六大报告是江泽民的告别演说，而《求实》文章出自胡锦涛接班之后，就认为胡锦涛具有启动政改的诚意吗？
2，挺胡舆论的第二项解释是：胡温初登大宝，尽管有领导抗炎的政绩，但其权力还不足以挑战江派权势，还不可能完全脱离江泽民的意志而独立决策。换言之，现在的中共高层的人事格局，并没有为胡温启动政改提供足够的权力支持，所以，马上启动政改的时机还不成熟。
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呢？此前，在境外评论中国SRAS危机时，也是这些专家学者曾经预言：胡温借抗炎固权树威，取得了对江派的主动权，很可能由此启动政改。之后，才有水涨船高，出现对七一讲话的乐观预测。
记得在江泽民做党魁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猜测性评论：只有在邓小平去世之后，江的独立执政才有可能；只有江具有了独立决策权，他才可能超越邓时代而开启自己的执政方向。中共十五大和两会召开之后，江朱的执政也为急切盼望政改的人们带来的希望，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思想小阳春”、“第三次思想解放”之说（第一次为1979年的拨乱反正，第二次是1992年邓南巡）。之后的2000年，江泽民正式提出“三个代表”的七一讲话，又被成为“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然而，直到十六大，江朱体制所奉行的仍然是邓小平的跛足改革。
挺胡人士们如此自找台阶，难免主观臆断和一厢情愿之嫌：好像胡温早就具有启动政改的诚意，只是囿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内保守派的强势阻扰，才不得不暂时韬光养晦、委曲求全。
而我以为，对于胡温体制是否具有政改的诚意，以及如何把诚意转变为可行性决策，胡的七一讲话和温的首次香港行已经做出了回答：启动政改不过是舆论泡沫。刚刚通过抗炎赢得国内外好评的胡温，为什么不乘热打铁地启动民意急切盼望政改，而偏偏要用大谈三个代表和可以回避23条来自我矮化，以至于令满怀善意期待的境内外人士大失所望呢？胡的七一讲话及温的首次香港行，再次凸现了中共高层所坚守的独裁底线，胡温二人决不会轻易挑战这种底线。何况，胡温亮相以来的一系列作为，包括最受追捧的亲民姿态，也并不能印证舆论的善意猜测。（请参见我的文章《舆论泡沫化：胡温新政》，载于《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
换言之，当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之时，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作为现行制度下的权力交替的最大受益者，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政治三条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而如果我的预测失败，非但不会令我沮丧，反而恰是我所乐见的失败。
2003年7月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