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7-17 23:11:00作者：
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因为由于前一段sars的肆虐，使得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成为媒体和社会各界讴歌、赞颂的对象，正处于风头浪尖，正在被塑造成“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写这一篇文章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但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而千千万万个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蚍蜉”一起齐心协力，必然会撼动杀人不眨眼的“医疗产业化”这棵“大树”。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因为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长大做一名医生。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直到两年前由于我父亲得病我开始频繁地与医院打交道为止。
一、遭遇不幸
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和高烧。开始只是把它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爷子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老爷子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从没听说过的、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因此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做检查。
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拿最后一份确诊报告的时候，那个白衣天使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白衣天使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既然这样，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呀，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当即表示，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除了我，还有姐姐，相信姐姐也会这样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老爷子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副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老爷子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老爷子回答说：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干不是大款。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床位费、护理费却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让坎坷了一辈子的老爷子住在人来人往、喧闹不堪的过道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
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领导干部，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领导住院床位不够时一般病人就得腾房子。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20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每天光房费一天就80元钱，单间更高达150元，此外护理费等也比普通病房要高多了，加起来即使不用药，每天的各项费用累加起来也有300元左右。
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更别提一般收入者了，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老爷子住进去，然而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爷子的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老爷子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30平米的房间，长6米、宽5米，里面放了8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8张病床，每张宽约90公分，长约1.9米，床与床之间仅有0.6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1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16个人（8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
老爷子回忆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老爷子感叹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的、灰黢黢普通病房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
滑稽的是，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居然还看到医院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感觉到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三、医生
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老爷子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拿到了教授职称。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老爷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医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老爷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老爷子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医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老爷子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老爷子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都知道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老爷子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老爷子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老爷子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亏得老爷子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混帐话以后，会怎么样？
不，这还不算是残忍的，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老爷子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3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就可以走人。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让学生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老爷子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8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可怜老爷子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老爷子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结帐时，那些个实习学生们轮流骨穿时戴的8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而且还算8次骨穿费用！这是什么逻辑？！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2001年时才20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母亲。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说：
“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1500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几个做母亲的人出于母爱，最后大家凑份子凑了1500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老爷子停了药，于是我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打针，于是乎要打到凌晨……
四、治疗费用
从2001年3月到2002年3月，我们家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一共化疗了11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六七千，少则七八千，一共花掉了十万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
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根本不是！我们家老爷子自2002年转院到省人民医院以后，现在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3000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老爷子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定价是27元一盒，在××人民医院定价是16元一盒，而在药店里卖7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400%！
这是偶然现象吗？不是！我老爷子在这个医院所用的全部药方子，都比药店里的贵很多！据报纸登载，前不久成都几家药店掀起了药品降价风潮，这对于一些贫困的患者来说无疑是个福音。然而不久，成都一家大医院就召集由药商、各大医院药房、有关物价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要求药商和药厂不得再向低价药店供药，否则医院就停止进该药商或药厂的药品。由于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送达患者手里的，药商得罪不起，因此只有全部答应。一次药品降价行动胎死腹中。我们不禁问道：作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院为什么要把对患者有好处的药品降价扼杀呢？这是因为医院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了。医院是药品流通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一方面对于药厂，它是买方市场，药厂必须巴结医院；对于患者，它又是卖方市场，因为患者必须唯医生命是从。这样特殊的地位，导致了医院拥有无限权力，既可以低价买进，也可以高价卖出－－这是不正当竞争，必须有法律限制其暴
每当我经过医院门口时，我都会感慨万千。那些拒绝收治贫穷病人、变着法坑骗患者钱财的医院，怎么好意思在大门上画上红十字爱心标志？依我看，最好直截了当地改成一个孔方兄加一把大刀好了。
那么，药店究竟有多高的利润？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制药集团的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一个朋友生病，买了一盒抗生素吃。董事长见到这盒药以后问多少钱买的，我朋友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我和我朋友登时目瞪口呆。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一般的药，成本价与售价（药店）之间至少有400%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是1000%的空间；而在医院里更高。
就这么着，我们被这些白盔白甲的大刀客宰掉了不知多少钱。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由于近年来曾有很多良心未泯的医药代表站出来揭过黑幕，医药代表的问题许多人已经有所耳闻了。然而，医药代表主攻对象－－医生－－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主动站出来揭黑幕的。对，行贿的医药代表有脸上挂不住的，可是受贿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脸上挂不住的，可见白盔白甲的大刀客们心理素质有多好。但是，仅从我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的经历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那只开出黑心处方的黑手。
老爷子在这个医院进行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白衣天使们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老爷子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老爷子转院到省人民医院时，人家医生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们家老爷子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也就是说，以后9次化疗中的辅助药都是被浪费了。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因为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长大做一名医生。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直到两年前由于我父亲得病我开始频繁地与医院打交道为止。
一、遭遇不幸
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和高烧。开始只是把它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爷子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老爷子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从没听说过的、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因此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做检查。
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拿最后一份确诊报告的时候，那个白衣天使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白衣天使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既然这样，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呀，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当即表示，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除了我，还有姐姐，相信姐姐也会这样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老爷子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副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老爷子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老爷子回答说：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干不是大款。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床位费、护理费却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让坎坷了一辈子的老爷子住在人来人往、喧闹不堪的过道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
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领导干部，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领导住院床位不够时一般病人就得腾房子。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20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每天光房费一天就80元钱，单间更高达150元，此外护理费等也比普通病房要高多了，加起来即使不用药，每天的各项费用累加起来也有300元左右。
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更别提一般收入者了，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老爷子住进去，然而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爷子的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老爷子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30平米的房间，长6米、宽5米，里面放了8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8张病床，每张宽约90公分，长约1.9米，床与床之间仅有0.6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1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16个人（8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
老爷子回忆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老爷子感叹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的、灰黢黢普通病房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
滑稽的是，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居然还看到医院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感觉到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三、医生
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老爷子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拿到了教授职称。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老爷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医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老爷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老爷子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医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老爷子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老爷子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都知道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老爷子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老爷子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老爷子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亏得老爷子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混帐话以后，会怎么样？
不，这还不算是残忍的，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老爷子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3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就可以走人。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让学生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老爷子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8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可怜老爷子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老爷子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结帐时，那些个实习学生们轮流骨穿时戴的8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而且还算8次骨穿费用！这是什么逻辑？！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2001年时才20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母亲。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说：
“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1500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几个做母亲的人出于母爱，最后大家凑份子凑了1500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老爷子停了药，于是我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打针，于是乎要打到凌晨……
四、治疗费用
从2001年3月到2002年3月，我们家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一共化疗了11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六七千，少则七八千，一共花掉了十万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
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根本不是！我们家老爷子自2002年转院到省人民医院以后，现在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3000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老爷子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定价是27元一盒，在××人民医院定价是16元一盒，而在药店里卖7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400%！
这是偶然现象吗？不是！我老爷子在这个医院所用的全部药方子，都比药店里的贵很多！据报纸登载，前不久成都几家药店掀起了药品降价风潮，这对于一些贫困的患者来说无疑是个福音。然而不久，成都一家大医院就召集由药商、各大医院药房、有关物价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要求药商和药厂不得再向低价药店供药，否则医院就停止进该药商或药厂的药品。由于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送达患者手里的，药商得罪不起，因此只有全部答应。一次药品降价行动胎死腹中。我们不禁问道：作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院为什么要把对患者有好处的药品降价扼杀呢？这是因为医院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了。医院是药品流通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一方面对于药厂，它是买方市场，药厂必须巴结医院；对于患者，它又是卖方市场，因为患者必须唯医生命是从。这样特殊的地位，导致了医院拥有无限权力，既可以低价买进，也可以高价卖出－－这是不正当竞争，必须有法律限制其暴
每当我经过医院门口时，我都会感慨万千。那些拒绝收治贫穷病人、变着法坑骗患者钱财的医院，怎么好意思在大门上画上红十字爱心标志？依我看，最好直截了当地改成一个孔方兄加一把大刀好了。
那么，药店究竟有多高的利润？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制药集团的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一个朋友生病，买了一盒抗生素吃。董事长见到这盒药以后问多少钱买的，我朋友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我和我朋友登时目瞪口呆。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一般的药，成本价与售价（药店）之间至少有400%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是1000%的空间；而在医院里更高。
就这么着，我们被这些白盔白甲的大刀客宰掉了不知多少钱。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由于近年来曾有很多良心未泯的医药代表站出来揭过黑幕，医药代表的问题许多人已经有所耳闻了。然而，医药代表主攻对象－－医生－－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主动站出来揭黑幕的。对，行贿的医药代表有脸上挂不住的，可是受贿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脸上挂不住的，可见白盔白甲的大刀客们心理素质有多好。但是，仅从我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的经历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那只开出黑心处方的黑手。
老爷子在这个医院进行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白衣天使们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老爷子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老爷子转院到省人民医院时，人家医生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们家老爷子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也就是说，以后9次化疗中的辅助药都是被浪费了。
每次化疗结束后，老爷子都会出现高烧症状。其实，包括老爷子，每个化疗结束后的病人都会发高烧，这是身体对化疗本身的正常反应。现在我知道对付这种高烧，只用给病人肛门塞一种退烧药就可以了，两天以后保准退烧。可是当时我们哪知道这个？当白衣大刀客说这需要输抗生素、留院观察时，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照办。本来老爷子得这个病之前很少病，打廉价的青霉素就特管用，可是白衣大刀客又说青霉素已经不行了，得打一种叫“舒服申”的特效抗生素，每针150块，一天要两针。于是乎，每次化疗完了都要打6针“舒服申”，900块钱药钱加其他费用，一次就要1100多块，11个疗程，有10个疗程如此，其间，还要靠那种五毛钱的退烧药退烧。
只是最后一个疗程老爷子坚决不肯打“舒服申”，化疗完立即出院回家，我们才发现其中的奥妙。现在由于用“舒服申”太多，老爷子打一般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完全没用了。
还有，医生每次都给老爷子开一种叫“贞芪扶正颗粒”的药，说持续服用这种药对于改善人体状况，增强免疫机能非常有用。这药在该医院售价45元左右，累计一年老爷子一共吃了100多盒，共花去了大约5000元左右。后来我们才发现，“贞芪扶正颗粒”属于一种“万金油”性质的药，虽却有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实在不是治疗的必备药，也对治疗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种药出厂价仅7元左右，在医院却以高出其出厂价的6.5倍的价格出售。由于此药利大，这家医院除了小儿科以外所有的病房都在向患者推荐这种“万金油”。
有一位在医院药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药剂师，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写了一篇名为《医院药价为何居高不下－－一位老药剂师的思考》的文章，从医院的角度给我们说明了离谱药价中的奥秘。以下就是我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我在药房工作40多年，从配药到制药基本过程我都了解。依我看目前药价居高不下有以下原因。首先是由卫生部颁发的《中国药典》、《基本药物目录》难以执行。
医务工作者都知道，《中国药典》和《基本药物目录》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后颁布的，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却变了味。比如说，对于一般感冒所采用的基本药物－－－阿司匹林，每片只有两分多钱，医院不是没有，但医生在开处方时，却说没有。患者不懂医，只好任凭医生开高价药。一盒10片装“巴米尔”6元多，其成分就是“阿司匹林”。又如，缺铁性贫血常用药－－硫酸亚铁，过去1元钱可买100片，如今在医院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药“福乃得”，每板7粒价格为20多元，其成分还是“硫酸亚铁”加上若干维生素（价值几分钱）而已。再如，当前盛行的“补钙”药从医疗角度看，100片乳酸钙或葡萄酸钙加服维生素ad总共不过几元钱，其疗效不亚于每瓶30片40多元的“××钙”之类（注：此类药品的成分其实就是普通钙加维生素ad）。医院一般不给患者开普通钙片加ad，而热衷于开高价的“××钙”之类。更让人气愤的是，对于一些青霉素适应症患者，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理应首选，却偏要你打近百元一支的进口药，一些并非疑难病症的普通疾病，动不动就要你作ct检查等等……患者不懂医，若实在看不起病，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其次是医德医风太差。我早期从事药房工作时，药品价格一直很规范。那时在轿窆ぷ髡叩男哪恐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