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根据电话密报拦截那辆紫色汽车的时候，一个女婴已经窒息死亡，其他女婴也都因为缺乏空气而身上发紫。那辆公共汽车20名乘客因为走私人口而被逮捕。所有女婴都是在玉林买来，多数都是希望要儿子的父母而卖出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显然对于发现二十多名即将死亡的女婴而感到震惊，下令调查。玉林一名官员说，案件已经清楚，但公安部要求他们不得对媒体发表任何消息。
同时，27名女婴目前住在玉林第一人民医院的六楼特殊病房里面，由护士照料。最大已经九个月，准备学走路，但不知道走向何处。
纽约时报23日发表文章说，有了两个女儿的广西农民刘义洪(音译)几年前已经非常清楚如果他的妻子再次怀个女孩如何办。他说，“吃药结束怀孕，或者要这个孩子，如果是女儿，再找个愿意要她的家送出去；或者把它卖了。”
这种实用做法在中国南方落后地区非常普遍，那些地区都喜欢男孩，而计划生育法规严格限制农民可以有几个孩子。
南宁广西大学社会管理学院教授禹青(音译)说，走私婴儿因为有供应和需求而存在。“不是因为这些人不爱他们的孩子，而是他们非常穷。如果他们能卖几千元，他们就会做。计划生育的限制也鼓励卖掉女孩。他们那样做可以再次生育，希望得个儿子。”
在风景如画但贫穷落后的中国南方，儿子是神，女儿是负担，而那种观念在中国农村非常流行。由于没有退休金和社会福利，儿子是农民家庭老年人的唯一保障。女儿要嫁出去，经常是到另外的存在，帮助支持丈夫的父母。
但广西同其它地方不同之处在于严格实施所谓的一胎化政策，婴儿交易盛行。在临近的广东省，农村家庭有四五个孩子的很普遍，那些希望多要孩子的家庭干脆无视政策限制，或者支付一点罚款。
但广西人口控制政策看来执行得很严。计划生育委员会跟踪农村育龄妇女，农村路旁的标语上写着“少生优生，后代繁荣”。那些规定非常简单、不能违背：第一个是男孩的，只能生一个。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如果一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不准再生。再生一个罚款3500美元，相当于当地20年的收入。对于农民来说，那是一种痛苦的政策，也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一名姓辛的农民蹲在红薯玉米地说，“这里计划生育非常、非常严格。去年我有个儿子，现在我们不能再要了。但这里的传统是家里有很多儿子。没有人感到高兴。”
在有些情况下，要儿子的愿望太强烈，刘义洪的大家庭兑钱支付巨额罚款。他没有说妻子是流产还是卖女婴。但四年前，他妻子生个儿子时，全家很高兴罚款。但他决不会为个女孩交罚款。
广西贩卖的婴儿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女孩。那些男孩不是有健康问题就是畸形。尽管当地居民不愿讨论贩卖婴儿问题，玉林周围有些村子已经由于贩卖婴儿而致富。中间人买卖每个婴儿赚三十美元，有些人利用赚来的钱盖房子。
那些卖女婴的妈妈都是贫穷的农村妇女，他们通常都没有得到正式的产前医疗，因此是在当局没有发现的情况下怀孕。他们在家分娩，因此“非法生育”从来没有登记。
虽然贩运婴儿在中国部份地区很普遍，今年三月广西的案例不寻常之处在于涉及大批婴儿。那辆长途汽车是去安徽，但那些婴儿被卖到全国。
婴儿的主要市场是没有孩子的城市居民。根据调查，有养老金和其它福利的城市家庭稍微喜欢要女孩，相信女孩能更好地照顾父母。
但有些女婴是卖给已经有个儿子又想要个女儿的农村家庭；有些人卖婴儿是出于奇怪的目的。去年8月，贵州警察逮捕了四名婴儿贩子，他们贩卖的七名女婴是要给偏远山区的农民当童养媳。
由于选择性流产，中国研究人员估计农村男女婴比例为100：111，贫穷农民更难找到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