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网记者深入北影厂所在地北太平庄，采访到了这些群众演员，得知这些被称为娱乐圈最底层人士的悲惨生活。
和“鬼子”一起感受睡街
7月22日下午，在老厂工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明清一条街，见到了辽宁来的小伙高峰(化名)。高峰原来在北京某酒店当大堂经理，“前几个月北京闹非典的时候，酒店遭受严重打击。”高峰下岗，怀揣着进军影视圈的梦想在北影做起了群众演员。
当天，黑黑瘦瘦的高峰在腾文骥导演的《末代皇妃》中饰演一个日本鬼子，在一个雕梁画柱的老药铺前，记者向高峰说明了来意，高峰同意拍完戏后带记者到北影门前的小树林和过街天桥上感受群众演员“睡街”生活。同时高峰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今天晚上的镜头是穿着日本细菌部队的防化服，随军从着火的大街上跑过，虽然只有20块钱，但拍戏的感觉很让他兴奋。
晚上9点半左右，记者终于等到了拍完戏的高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白天聚集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没被剧组挑中的群众演员，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就各奔东西了，影厂门口处还有几个光着膀子、吊儿郎当的男青年围着两个外地口音的姑娘指指点点，其中一个东北口音、身上有老虎文身、面貌凶恶的瘦高个子动不动就喊打喊杀，还不时斜过眼来打量记者。后来据知情人士透漏：这几个男青年是靠盘剥群众演员生活的混混，他们会强迫只身到北京的群众演员去住和他们有联系的黑店，还会组织走投无路的群众演员去血站卖血、甚至当小姐……
9点35分，高峰带记者走进群众演员过夜的小树林，借着三环路的灯光，记者看到：小树林里的树枝上横七竖八地挂满了衣服、背包等杂物，林子里的草地中左一堆、右一堆凌乱的被褥上挤满了人。对记者的到来，大家似乎并不介意，一个个仍埋头酣睡。可记者感到在刚下过雨的草地上，又冷又潮，别说睡觉，站久了都会打哆嗦。记者和高峰小心翼翼地从被褥的缝隙间穿了过去，大致数了一下，不到200平米的林间草地上竟睡了38个人。
高峰对记者说，在草地上睡的群众演员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刚从学校毕业对影视圈充满好奇、没有“几个子儿”的穷学生；一种是幻想出名，被一些不良影视公司骗到北京结果身无分文的影视爱好者；还有一种人是在北京找不到工作，靠当群众演员为生的城市流浪者。
“这些就是群众演员？”记者表示怀疑，不相信这些黑黑瘦瘦、衣衫褴褛的人能当演员。高峰笑着说：“黑黑瘦瘦的人有他们的优势，他们可以扮农民、装乞丐，象你这样白胖的人就不行。”
记者从一家演员经纪公司了解到，群众演员演一次戏只有20块钱，一个月最多演十几次，如果靠拍戏谋生，在北京连交房租都不够，如果没有其经济来源只能露宿街头。
“每天早上6：30左右，剧组都会到门口挑临时演员，你若不信明天早上来。”记者和高峰约好了于7月23日早上6：00到北影门口集合。为了不耽误时间记者决定在北影厂附近的小旅馆里凑合一宿，而高峰则要骑着他的二八破车，骑一个多小时，回到他在北五环外租住的平房里睡觉。
7月23日早上6：00，记者和高峰准时来到北影厂门口，果然看见许多人从小树林里出来了，有的正拿着毛巾去北影厂的公用卫生间里“梳妆打扮”，有的已经坐在北影厂外的马路沿子上等戏。
过了一刻钟的功夫，一个戴着宽边眼镜的剧组领队，拿着写有“居家男人”四个字的花名册，从北影厂里走了出来，高峰和一大群群众演员见状立刻围了上去。可该领队声明居家男人是场现代戏，面黄肌瘦、衣冠不整的不要，于是高峰和一些睡街群众演员只能悻悻地走开，等待下一次机会……
与拍《还珠格格三》的坐台小姐亲密接触
7月23日中午，为了不打搅高峰，记者又联系到了那位老厂工，想了解一下传闻中因交不起房租而卖血、坐台女孩的情况。
据老厂工回忆，2002年4月份，琼瑶《还珠格格三》剧组到北京来拍戏，很多女孩抱着成为小燕子的梦想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当时分别来自河北、重庆、辽宁、新疆的四个女孩一起住在北影厂x号楼的一间地下室里。白天和剧组拍戏，扮宫娥，晚上就回来睡觉。一个月后，在北京的戏拍完，琼瑶剧组就离开了，这四个女孩从家里出来，带在身上的钱也花光了，不愿意回家，就开始向老厂工等一些熟人，十块八块的借钱。
2002年6月份的一天，也在地下室住的一位姓杨的中年妇女找到了老厂工说：“四个女孩被人带去卖血了。”老厂工找到了那四个女孩，劝她们回家。可这些女孩说：“就这么回去没面子，那些大明星都有过辛酸的经历，比如：巩俐曾在出版社打杂、葛优曾在农村喂猪，甚至x x还是东郊使馆区的一位名‘鸡’，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付出点代价是应该的。”
“然而，卖血仅仅是这些女孩付出的第一步。”老厂工说，“2003年3月，她们中的一个叫王依林(化名)的女孩透漏，从去年7月份开始，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她们四个不得已当了坐台小姐。”
记者向老厂工提出采访那四个女孩，老厂工说只能联系到王依林。当天下午5：00大钟寺肯德基快餐店里，记者见到了王依林。王依林眼睛大大的，梳一个小辫，斜背着挎包，像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记者怎么也无法将眼前的她和坐台小姐联系起来。
“当初因为崇拜古巨基来北京拍戏，戏瘾大的时候一天睡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但在影视圈里成功真是太难了，付出了那么多，也不见得有结果。”面对记者王依林侃侃而谈。兜了一大圈子后，记者问起王依林坐台的经历，一脸难为情的王依林低头沉思了好久才说：我们去坐台是因为害怕睡街，是为了一个月400块钱的房租。去年6月15日，我们准备交房租的，卖血的钱并没有拿到而是被血头抢走了，四个人在血站门口痛哭了一场。晚上回到地下室，地下室老板对我们说：“房租已经拖了半个月了，再不交就只能去睡街。”想到去和那些乞丐、民工睡在一起我们身上就发毛，求老板宽限几日，这时老板对我们说，“听说干你们这一行的很多人都在酒吧坐过台，坐台挺赚钱的。”我们觉得老板说的也是一个办法，于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坐台了……
“可我们只坐台不卖身！”王依林向记者强调。最后王依林告诉记者，前一段北京闹非典没什么生意，在家反思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不坐台了，在大钟寺的一家手机店里，做某品牌的手机代理。
悲惨生活中难圆的明星梦
记者通过两天的采访了解到，像高峰、王依林这样为拍戏义无返顾，过着悲惨生活的群众演员，在北影厂简直太多了，随便抓住一个北影厂的人都能给你讲出来几个悲惨故事。可这些前车之鉴，并未惊醒其他义无返顾为艺术献身的人。
老厂工对记者说，睡街的群众演员常用“张国立也是从天桥上爬下来的”这句话来自勉。他们还会对每个新来的人说，看看当前那些大牌明星的履历表，当年的起点也不怎么高，巩俐曾在出版社打杂，伍宇娟、宋祖英是村姑出身，葛优则在农村养猪，后来进了全总文工团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正是这种“明星宁有种乎”的论调，让群众演员前赴蠹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