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肯定不同于上述的“三个代表”。即使江主席住同样的高干病房，也不会认为那能代表了先进文化方向。想大事，做大事，看问题的角度自然超过平民百姓。但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就是有很多人感到不忿，怎么就被莫名其妙的代表了呢？凡是脸上贴金的事，都得益于“三个代表”；凡是脸上抹黑的事，都是国内外坏人的有意破坏。或者捂盖子，或者抓起来上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用初级手段搞建设，搞运动可以理解，“三个代表”已经与时俱进了，不能再祭出假大空那一套。吹捧自己肉麻，，排斥异己不择手段。曾看过一篇报道，说某市领导号召干部带头买西瓜，吃西瓜，解决了卖瓜难问题，体现了党对瓜民的代表。瓜民热烈称赞“三个代表”好，媒体热情颂扬“三个代表”瓜。看看，百姓其实很容易满足。事情虽小，毕竟是一件实事，好过空话。不过被媒体一刻意宣扬，便有了作秀之嫌。真替领导捏把汗，千万别吃坏了肚子，让药店也粘上代表的光。
好事有传导效应。如果不是作秀，接下来，是不是也该让菜农、茄子农、猪农、鸡农，和那些穷乡僻壤说不上媳妇的光棍农都被代表一下，让哪个美丽的“代表”嫁给农民光棍，像当年女知识青年那样奔向广阔天地的怀抱呢？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天下大事多得是，都没必要单捡一个西瓜来说事。
人民的疾苦亟待体恤。上文提到的老人曾看到医院里有母女俩抱头痛哭，为无法承担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反而不如文革时代。难怪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怀念毛泽东，那时候不愁没工作，不愁孩子上学，不愁得病没钱治。现在呢？什么都愁，熬不过去，就死。没工作愁得跳楼死；孩子上大学，老爸交不起学费，愁得上吊死；没钱看病，愁得瞪眼等死；砸锅卖铁加四处举债借钱看病，到头来还得被黑心医院敲诈得活气死。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三个代表，不见钱这个大耗子不撒鹰。上有红政策，下有黑对策。一句话，“三个代表”不当饭吃。
可是老百姓天天柴米油盐要吃饭，都盼着类似“三个代表”西瓜那样的好事轮到自己身上。再一个，当官的不能先进到单靠贪污腐败搂钱的地步。好像“双规”已经没用，该“三规”了。规定的地点，规定的问题，再加一个“规定的赃款”。就是说，党规定个数，大伙拿出来交活，干净痛快，即节约纪委的审查成本，也别让贪官遭罪。好日子过惯了，受不了头顶大灯泡子的审查。况且那么多贪官污吏，像大丰收的渔场，下网捞一定比垂钓有效率。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政治不公、权力阶层极度腐败的现实下，不正视制度本身的硬伤，切实改进人民的福利，偏要喊空洞的口号，是要麻痹自己还是欺骗世界舆论？
说得再好不如做一件实事。回顾历史，中国文化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光说不练。我党从来都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事，可惜，人民看见的具体行动太少了。如果真的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不妨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做好一件事：立刻由国家把主要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失业人员的救济费用背起来，让孩子们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让生老病死得到起码的医疗保障和人道关怀，让失业的工人和农民兄弟得到基本的温饱。一个眼看着孩子进不了校门而漠不关心，眼看着病人死在医院门口而毫不同情，眼看着失业者无助的悲伤而仍然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社会有什么理由让人去爱去捍卫呢？
也许有人问：说得好听，钱从哪里来？其实很简单，不提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只要“三个代表”们把非法侵吞的国家财产吐出来，何止千亿。如果真的“三个代表”，这举手之劳未必是难事。西方国家并不自称代表，却常有民间数百亿美元的善款，不仅来自合法收入，也来自做人的良知。欧美国家的教育、医疗、福利制度也许不能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却实实在在的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基本保障。而我
们“三个代表”的党和政府，其良知何在？
把贪款吐出来，也可能比杀头还难。那些人或许已经意识到，赚在手里“血汗钱”可能是临刑前最后的盛宴了。所以赶紧买护照、办出国，一有风吹草动，携款而去。对于未来的后共产主义政府，无论是独裁的还是民主的，为了舒解民怨，绝不会蠢到对今天贪官的非法所得不闻不问。不管谁自称代表什么，三个代表还是四个代表，我们只能以怜悯的心看疯狂者对那最后一桌宴席的吃法，和最后一出戏的套路了。但是无论如何，对这笔黑心钱是要算总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