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利益之上的当下中国，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全面衰落，政权本身及其官员皆变成经济动物，专政机关对异见者大都有软硬两幅面孔，并基于利益计算而对不同的对象采取区别对待，实质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歧视。霸道蛮横是一面，特别是对不知名的大众，他们很粗暴很生硬且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低调怀柔是另一面，特别是对著名的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时，他们往往显得客气开明且有职业教养，用他们自己的官话讲，就是有政策水平有法律修养。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执行镇压命令的道义正当性，也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让百姓反感，所以，他们在执行一些镇压的命令时，不再讲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识形态高调，更不想靠强硬的恫吓来改变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慑、说服、感化和收买的多管齐下。
首先，动用所有执法者惯用的威慑策略，而且为了使威慑的狰狞面目变得柔软一点，他们不会用直截了当的威胁语气说话，而是经常做出朋友式的关心姿态，他们会说：“我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彼此了解，甚至可以称为朋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反正我是把你当作朋友。对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不难为你，你也别给我添乱，双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挣口饭吃，对个人对国家也有好处。”而这种朋友式的心里话所表达的仍然是威慑恫吓：“如果你不配合，别怪我不够朋友。”
其次，他们大讲“依法治国”和“恶法也是法”的道理。他们会说：“我们不想改变、也自知改变不了你的思想，你可以坚持你的思想，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除非你有能力改变目前的法律──当然，我也希望改革这样的法律──但在没改之前，哪怕它是恶法，但恶法也是法，我就必须执行。再说了，对于社会稳定，恶法下的社会秩序，总要比无法可依的混乱好多了，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盛行，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结果。”
第三，大讲警察所要信守的职业道德，“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他们经常拿出的理由。他们会说：“如果我不执行上级命令或法律，就是执法犯法，也违反职业道德，你们不是也很反对执法犯法，很讲究遵守职业道德吗？作为朋友，如果我们颠倒一下现在的角色，你穿上我这身皮（警服），你会怎么做？”言外之意是：我们这样做与我们个人无关，而仅仅是职业使然。
最后，经常用自己的饭碗来获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讲这个职业对他们个人生计的重要性，而且讲得最动情最诚恳：“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干警察象干其他工作一样，说到底就是谋生的饭碗。如果我不这样，我就等于自砸饭碗。不瞒你说，我老婆已经下岗，孩子刚读中学，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这点工资……”
以上策略，基本上是诉诸于利益的说辞，执法者意在告诉被管制者：我们在观念上没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们也不在乎。只因为我的职业是警察，更因为我干这行是为了养家糊口，这身警服就是我的饭碗，你总不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专干砸别人饭碗的勾当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最后还是你自己吃亏。
由此可见，没有原则和信念的犬儒主义聪明，在今日中国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不仅精英们轻车熟路，而且执法者们也玩的驾轻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刚柔相济的双面，与斗争哲学的单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种进步，起码不那么狰狞、残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谱系中的孪生子，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早已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野蛮和残忍、下流和委琐、谎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恶的大爆发，也都是人性堕落的积累，数不清的大小政治运动使全社会的不讲道德积累成日常的习惯性行，且都曾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励。
所以，早在被左派们视为道德圣境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就习惯了说谎、背叛、仇恨和暴虐，习惯了一切皆由领袖、党和国家负责的生存方式，诚信、爱、同情和个人责任感便无从谈起。进入小康时代的，它又在新一轮的金钱梦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政治无耻用之于商场就是全无商业道德，惟利是图的犬儒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也就必然成为现在大陆社会的道德现状，全无信誉的道德混乱和文革时期全无自律的打砸抢造反行为，其内在精神乃一脉相承。换言之，只要独裁政治不变，无论是残酷斗争的政治化时代，还是鼓励发财的经济化时代，培育仇恨和阴谋，鼓励说谎和无耻，造就懦弱和暴虐，纵容无赖和狂妄，养成自私和无责任感，也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转载自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