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锁定的目标很单一，就是美国。因此，它一直积极寻求与美国为互动，使得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处境显得十分尴尬。
然而在近来的北韩危机中，中国却扮演了一个比过去更为积极得多的角色。七月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访美，就北韩核武器问题与美方磋商，七月初南韩新任总统卢武铉应邀访华，北韩核武问题也是重点。七月中旬危机升温以后，十六日外交部长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十七日另一位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再赴美国，对于十九日与鲍威尔及美国副总统切尼，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斯见面。前此，戴秉国已经访问过平壤，向金正日转交给胡锦涛的亲笔信。
在中方如此这般积极周旋下，金正日已不再坚持反对美方提出的多国会谈形式解决问题的方案。南韩与日本将有希望加入多边谈判。美方也表示感谢中方所作的极大努力。
北韩问题反反复复，中国的作为此次最为积极，个中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这与新接班的胡锦涛、温家宝体制对国际关系战略的新思维有关。在江泽民任内，江比较看重大国之间的关系，和他本人作为大国领袖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美关系成为在中国外交战略压倒一切的考量，而区域政治相应受到忽略，在北韩问题上自然也琢磨不多。而胡锦涛接任以后，首先出访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和欧洲，展现了外交思维的调整。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是前驻美大使，说明中共对中美关系仍高度重视。但由中联部长转任外交部常任副部长的戴秉国则兼任外交部党总书记，是中国外交工作事实上的主要执行者。他一贯的工作重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新思维的痕迹。
不仅在北韩问题上中国积极动作，它还加强在区域政治中的角色，并于最近加入了东协组织。中国新的外交思维将把重点放到培养自身在区域政治中的影响力，以此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实力，迫使而不是被动地寻求美国与中国合作。
美国总统布什的强硬的外交路线，目前受到美国一些人的质疑，因而渴望用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核武器问题以及减少麻烦，这为中国运用新的外交手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外交本不是胡锦涛的长项，我们已经见过他在八国高峰会议上面对各国领袖时的拘谨。以胡的风格，他宁愿在国际舞台保持个人的低调，而致力于寻求区域性霸王的地位。这种调整是否会有效，尚在观察之中。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