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准时呵！”
“哪啊？我从不准时，我都是早到。”王丹幽默地说。一口北京腔，到哪都让人立刻认出来自彼岸。
仍是熟悉的小平头，敞开的领口细黑皮绳坠着不规则的星状银饰，右手腕上一只古朴银镯，俊秀的脸庞上大眼依旧清清亮亮，只是明显比上次来台清瘦许多。
“怎么瘦了？”
“不吃晚餐啊！已经坚持了好几个月，真饿了，就吃个白水煮鸡蛋，或是蔬菜水果。告诉你，特有效！”他不无得意地说。
这个在六四民运中名列中共通缉令榜首，前后入狱两次，蹲了六年苦窑的民主斗士，卸下冷硬的政治盔甲后，爱玩、爱笑、爱打扮、注重身材，开朗活泼一如邻家男孩。
王丹是应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担任驻市作家，前后五十天。这是他第七度来台，也是最高兴的一次。
“过去，不论哈佛校友会、中研院……邀请我，都和我六四民运的身分有关，只有这趟，我完全是以作家身分前来，希望能多领略一些台湾的文化。”
主办单位替他安排了叁场座谈，一场与台北艺术大学校长邱坤良对谈“台北与北京”，一场与台北市文化局长廖咸浩对谈“诗与城市”，还有一场则是与名嘴饕家韩良露、陈鸿谈饮食。王丹毫不讳言他对第叁场的期待。
“我对吃最有兴趣了，也喜欢吃，韩良露写美食的书我都读过，《阿鸿上菜》这个节目我也很喜欢看，谈起来一定有趣。”走过不少地方的王丹，认为还是中国菜最好吃。
这回虽是以作家身分前来，王丹仍不能完全摆脱政治。七月十五日，他应民进党中常会的邀请，发表“从今日香港政府看中国的民主文化”演讲。有人怪他，“台湾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泛政治化了，什么都扯上政治。如果国民党请我演讲，我也会去。”他摇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
除了叁场对谈，王丹在台湾还有不少朋友情商帮忙的公开活动，他自嘲地说：“我觉得自己真像变色龙，昨天西装领带与陈水扁总统见面，今天T恤、球鞋到博客来网站跟一票网路世代谈阅读！”
目前就读哈佛历史研究所博士班的王丹，功课非常忙碌，他用“规律”形容在波士顿的生活：“每天读多少书、写多少字、跑多少步，一星期上几次健身房……全都有规定。”这是他在狱中怕自己颓废丧志刻意养成的自律习惯。即使是来台担任驻市作家，行李中也带着教授指定的参考书，一有空就看。每月北美、香港、台湾报刊的五、六个专栏，他也定时撰写，维持不脱稿的纪录。
几年间七度来台，王丹的说法是：“大陆不准我回去，香港、澳门回归后，也去不成了，华人世界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只剩下台湾。在这里，我可以尽情讲中国话，吃中国菜，用中国人的思维想事情。混在一大群黄面孔的人中间，让我感到彻底放松，台湾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休息的地方。”
台湾更让王丹窝心的是朋友。“每回来台湾，都受到朋友热情的招待，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这星期六，张维中、孙梓评要带我去花莲看阿美族的丰年祭，我还没有见过台湾的原住民呢，肯定好玩！”他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王丹在台湾出版了诗集《我在寒冷中独行》、《我与深夜一起清醒》、散文集《我异乡人的身分逐渐清晰》，最新的散文集《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也趁他来台之便，举行了新书发表会，但是在台湾提起王丹，大多数人的认知仍是“六四民运领袖”。
“六四事件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符号。”王丹无奈地说。
在哈佛苦读五年，今年九月，王丹即将参加博士班口试，若通过，未来只要撰写论文了。
“我希望生命中的下一个符号是‘公共知识人’，能够对各种社会议题提供意见。”王丹这么期许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