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客曲线救共误导舆论
中共政权及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政权，本质上都是一个兼具封建奴隶体制的法西斯政权，是一个杀戮和劫掠贯穿始终的土匪政权，其血腥与暴虐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暴政的顶峰，而且从来都不可能自我改造、更不可能和平演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任何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个人、组织、团体，乃至爱好和平国家的政府及其政治人物，如果看不到这个政权、及代表这个政权的一批恶魔坚持与世人为敌的狰狞面目，看不到今日红色土匪就是圣经中上帝所指的不能以善意感化的邪恶魔鬼，那就必然会在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方面遭遇到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与牺牲，并进而延缓全人类彻底清算本已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临死都不忘“红旗插遍全球”的共产土匪的最后时刻，推迟和平、民主、富裕、人类尊严与个人发展这一普世价值观的全面实现。
然而，八九“六四”以后，海外却出现了一大批炒作共产内幕、宣称缺了共产党中国会乱、强调和平理性改造共产屠夫的政治投机客。前者，大多是昔日的共产党帮凶和既得利益者，如最近撰写“晚年周恩来”、打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委员和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旗号的高文谦，前年以“六四真相”哗众取宠的张良，以及大造朱熔基清官形像的何频之流；后者，则是标榜改良、标榜“善意”、标榜“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六四期间曾经有所作为的所谓中共国“民运精英”。这些人在海外，岂止名噪一时，有的更是大发利市，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三十六行之外又多了第三十七行，那就是投西方所好、编造中共内幕故事、或者死抱住民运领袖的头衔到处招摇撞骗、妖言惑众、曲线救共，成了一门现今最容易发财、最容易名利双收的行当。这帮家伙，一方面津津乐道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一方面又学着西方媒体的语言，散布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并已经误导了民主世界舆论对中共邪恶本性、对中共极权体制穷途末路的正确认知。
在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高文谦，他现在在美国到处讲演，打出来的是共产党赐给他的那块金字招牌，书中流露的却是他对共产匪头周恩来的那份不能掩饰的感情。所以，即使他能用西方媒体语言写出一些迎合一般人好奇心里的故事，但却不能写出周恩来昔日在上海一口气杀顾顺章全家三代十余口的匪性，不能写出他那养女孙维世在毛泽东前往莫斯科朝拜的专列上被毛大土匪头诱奸后的佞臣心态，也不能写出周恩来“文革”中亲笔批示处死养女和昔日战友贺龙的冷血，其书中有的只是他这位昔日中共御用历史编篡者绕着湾地替周匪头辨解、开脱与美化的所谓事实，有的只是误导舆论、宣扬周恩来在红朝邪恶中力挽狂澜的顶梁柱故事。而且，高的那些所谓历史纪录，其实差不多都在文革当时的拥周小报上出现过，更不是他高文谦自己的权威之作。
再者，海外风行一时的“六四真相”，也根本不是什么真相；据说，作者张良实际上就是陈一咨的化名。试想，八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垂垂老匪头，当他们决定废黜赵紫阳、起用江泽民的时候，真的会有“纪录”吗？这“纪录”是他们自己亲笔所写还是秘书笔录，或者如美国总统般随时都有录像或录音存档？在当时老匪们相互串门、密室操作的情况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本来该在“真相”一书中出现的中共屠城内部档案，中共国公安、国安纪录的具体杀人个案和全部“六四”罹难者名单，却令人失望地没有在书中出现。由此可见，“真相”一书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相，它充其量只不过是游走海外的昔日共产遗老遗少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杜撰出来误导西方民主世界舆论的说词。
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那曾经喧嚣一时的对朱熔基的吹捧，就更发人深省了。现在，海内外大致已经认识到，中共国江泽民当政的这些年，所有的坏事都是被“誉”为“清官”、“包公”、“改革家”的朱熔基一手操盘的。正是朱熔基推行代表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劫掠政策：什么砸烂铁饭碗、推行破产法、回归粮食统购、实施国有企业兼并，以及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股票欺诈、聚敛民财、借口土地买卖掀起的官商和太子党圈地运动，才最终导致了中共国贪官杀而不绝、社会贫负两极分化悬殊、所有共产国民人性丧失，甚至连朱的儿子也因其“清官”老子而得以飞黄腾达。
一些眼光敏锐的朋友已经注意到，这些曲线救共、误导西方民主世界舆论的最积极叫卖者----“六四”时期自我“流放”海外的多维新闻社、明镜出版社老板的不寻常动态，尤其是几年前何频回中共国奔丧被中共国国安“约谈”之后的明显转向，转而专门为中共海外灰色宣传服务的特点；注意到那些在海外打着批共旗号、并曾一度异常活跃的人物，如苏邵志，陈一咨之流，悄悄返回中共国接受“招安”的事实。由此，这些共产问题掮客、中共内幕故事制造者们的真正意图，就都不难推敲了。
*循正确途径透析中共邪恶穷途末路
说得明白点，在认识中共方面，那些来自中共内部、随后游走海外并故弄玄虚、专肆炒作中共“秘笈”的民运客和政治骗子们的说词，实在不应该作为西方自由世界遏阻中共邪恶的主要参考依据；相反，中共自己在其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倒是透视和解读中共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江泽民当政期间，他所提出的“稳定高于一切”的口号，实际上就等于坦白地承认了中共对自己的必然崩溃比外界对它的了解知道得更多，所以才不得不以“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来作为其垂死挣扎的救命稻草。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剖中共的治国口号、透析红色王朝一路走来风雨飘摇的末日心态，倒是西方民主世界检讨错失促死中共恶魔良机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五十多年来，中共的口号治国一直都在泄露它的“最高机密”，原因是：它是一个党头决定一切的人治国家，最高党头的意志只有通过口号一通到底，才能保证各级党官围绕“党神”的统一目标效力，才能驱使全体愚民跟着摇旗呐喊、党云亦云。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在中共大唱“高举三面红旗”、大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之际，全中共国大饥荒已成事实，“三面红旗”实际已经破产。六二年，周恩来在“人大”、“政协”两会上作秘密政府报告，列举了无数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可悲数据，承认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失败，并开始调整政策，宣布由刘少奇取代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但在中共公开的宣传上，总路线“万岁”的口号却叫得更欢、更响、更肉麻。世人如果能从反面逆向地领悟共产口号的奥秘，那么就会彻底明白，当时中共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严重问题。
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宣布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次提出党内有走资派，透露信息，毛泽东并不甘心靠边站，共党核心层驱逐刘少奇的斗争已经浮上台面。尽管，当时刘少奇仍握有社教运动的领导权，而且高唱“把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调门并不比毛泽东低，他甚至还把他的老婆王光美派去桃园蹲点总结“社教经验”，但结局却已经注定了刘少奇最终草席裹尸的命运。因为，当时已经交出国家主席权力的毛泽东，早就成功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推上了共产神的宝座，于是“人王”被“神主”宰割就不可避免了。
六六年起，中共内哄公开，毛泽东声称“炮打司令部”，并美其名曰“文化革命”。当时，中共的宣传口号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实际上告诉人们，毛的文革从一开始就进行不下去了。于是人们看到：文革干将关锋、戚本禹、陈伯达之流相继丢官入狱；宪法规定的党国接班人----共产愚民们必须每天敬祝“永远健康”的林彪副主席突然神秘死亡；党神毛泽东穿着睡衣拖着拖鞋忙不迭赶到八宝山给大闹怀仁堂的老帅陈毅送葬；最后，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城“鬼哭狼嚎”。
七六年毛泽东翘辫子，以毛临终遗言“你办事我放心”登上红朝二世宝座的华国峰显然令共产老臣和广大的共产愚民“不放心”，从而注定了华只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与此同时，江青把持的共产中央宣誓要“按既定方针办”，透露中共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原教旨共产主义必须改弦更张了。
事实上，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早就在准备推行“改革”政策了；即使是一贯表现极左的四人帮，如果一旦囊括了红朝所有权力，也不见得会坚持已经死路一条的“既定方针”。因为，“文革”末期，毛的恶政已令中共国全面崩溃，那被压抑了三十年的共产愚民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揭杆，从而历史地决定了无论共产党的哪一帮、哪一派上台，全都会推行邓小平以后推行的给愚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