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几个耳闻目睹的小故事吧。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偶尔从一位国安干部那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长期流亡海外的“反动分子”梁衡希望回国，当局表示欢迎，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国内的一份共青团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正面肯定中共的执政政策和对过去问题的反思的文章。梁衡原为湖南师大学生，曾因组织校园人大代表选举活动和学潮而风云一时，后随自己的夫人来美定居，同时开始“反革命”生涯。据说他是“中国之春”杂志最早的三位发起人之一。可以想见他当时在海外反对派运动中的地位。我不知道他是否应当局的要求发表过类似文章，但我知道他后来确实回国了，而且从此从反对派阵营中消失了。当时我还以为中共挺开明大度的。可是当我来到海外后才知道，梁衡能够回国的同时，海外民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些曾与他一起发起组织中国之春运动的朋友几乎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而被拒之于国门之外。再后来我还了解到，梁衡在中共国安部里的档案材料一直没有销毁，堆满了整整一屋子。向我透露实情的朋友说：“政府永远也不会相信象梁衡这样的老反革命”。。。。。。
九二年我抵达美国不久，原八九学生领袖沈彤找我商量关于他回国的事。我当时认为民运人士尤其是领袖应该尽量回国去从事民运活动。因此二话没说就答应与他合作。结果不仅沈彤被捕，连与他接触过的人也多数遭到逮捕，比如湖南的潘明栋、天津的？？及原八九学生领袖熊焱的太太钱立筠等（还好我们及时将大部分与他接触过的人营救到了海外，否则被捕的人会更多）。我虽然对中共的狡猾估计不足，但是他们的被捕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令我感到吃惊的反而是沈彤获释返美后所发表的一番谴责中共的话。他非常委屈地说，中共公安部部长陶驷驹曾在他回国前公开表示他可以回国，而且还找出了有关媒体的报道原文和他母亲听到的原话。我一方面没有想到原来他早就吃了“定心丸”，而我和我的国内朋友们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另一方面没有想到有人居然会如此天真地相信靠撒谎起家的中共的话。。。。。。
大约三四年前，有一次我在中华学人联谊会上遇到了一位我素所敬仰的老前辈、原某艺术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位长者，这里就不点名了）。因此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当我问到他居住何处时，他说他差不多是每年一半时间住在美国，另一半时间住在中国。我们的对话到此本来就应该结束了，没想到他一时性起，就将话题接了下去。他非常得意地说，对中共有利用价值的人还是能回去的，比如学有专长的，那些中共不让回去的人都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言下之意好象说那些回不去的人都是废物。我听完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看来我是没有利用价值或学有专长的废物。可是当我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头了。难道方励之、严家其、郑义他们这些学富五斗、著作等身的大家都是没有利用价值或毫无专长的废物吗？如果这样的人还谈不上学有专长，那么中国还有几个人可以称得上学有专长呢？当我转身离去时，这位年长的院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他享受的福利有多好，既不要工作，也不用教书，却照样享受院长待遇，住院长公寓。。。。。。
前年王若望老先生病重住院，国内有人捎话给他和他的夫人羊子，说江泽民亲口表示，只要王老答应回国后不再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和从事反对政府的活动，政府欢迎他回国治病。王老明知来日无多，也许这就是他最后看一眼故土和见一面故乡的亲人的机会了，可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江泽民的“善意”。他失去了最后望一眼朝思夜想的故乡的机会，却守住了自己的晚节，使更多的人相信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活得没有尊严。一年后，我所尊敬的严家其先生因为父亲病重，希望回国与父亲做最后的告别，可是中共仍然要他先将高昂的头低下。结果他没有向专制暴政低头。他在王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梗咽地说，如果我为了回国而向中共低头，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会觉得对不起王老。。。。。。
最近听说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公开或秘密地回国了。有的回国后弃政从商了，如杨斌、沈彤、丁健等，有的人回国后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如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傅新元、陈丹青、回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的孙哲等，有的据说还回去做官了。。。。。。可是，就是没有听说有谁在当局许可下的情况下回去后而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或象从前一样毫不留情地抨击当局（曾短期出国又返国的刘晓波和没有得到当局许可而回国的杨建立等除外）。对此我们应该心里有数。老实说，人各有志。如果有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我们不应该批评。只要他（她）不做违背社会良知的事，我们应该为每个人的人生选择祝福。没有人天然就应该承担反对专制、批评时政的责任，也不应该有人自视为救世主。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回到自己祖国的权利，中共不能剥夺公民的回国权，我们身为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不应该为难任何人回国，更不应该对此加以谴责。这些年来，一些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出国后想留在国外，我还不知道劝过多少人回去呢。因为他们回去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可问题是，我们无论过去是否从事过反对专制的活动，都不应该为专制制度辩护和涂脂抹粉。中共掌握了全国的媒体宣传工具，这些喉舌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传当局所做的任何一件“善举”。他们的声音已经强大到让中国的老百性都感到厌恶了。作为民间独立知识分子或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加大我们的分贝，来指出当局的错误和呼吁他们改邪归正。更何况，现在我们谈论的所谓中共邀请异议人生回国的“仁政”和所“披露”出来的“善举”多数属于捕风捉影的事（如中共愿意出机票和公费安排观光？游等）。但是，它却很容易给公众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当局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实在是宽容大度，反而是我们小被宠坏了的小媳妇在无理取闹，漫天要价。因此，当我眼见一些过去批评政府比谁的分贝都高的人，突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赞叹起中共的仁慈来，而全然不顾会伤害千千万万遭中共迫害和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没有机会说话的人，我除了瞪大眼睛磋叹不已外，内心深处又多了一份悲哀，也对民众越来越不信任和支持以这些人为代表的人权民运活动多了一分理解。因为他们居然可以以很底的价钱将支持他们的民众轻易卖掉。。。。。。
上面几个故事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都与我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我要讲的也差不多“尽在故事”中了。我也许应该就此打住。可是，还有一个故事直接发生在我身上，也许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我决定将它披露出来。我无意伤害任何人，但是，如果不幸有人受到了伤害，请原谅。
大概是三四年前吧，有位中国政府居外使馆的领事（就不点名了）通过一名中间人认识了我。他与我见面后单刀直入，表示希望能帮助我回国。我于是说，几年前我申请过回国，他们为什么拒绝，而现在却又主动表示要帮助我回国？他无法回答，只好说当时他不在那个部分工作。我接着又问：你们为什么现在又要帮我回国？他又找了一个奇怪的理由来应付。他说因为听说我太太是中国政府开国元勋的后代，所以希望能帮助我回国。我跟他说，我如果这样回国显然什么也干不了，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你真要帮我，就让当局给我年迈的妈妈放行，让她能来美国与我团聚，共享天伦。他说尽量去争取。我们的对话没有涉及任何回国条件问题，其中只有一处似乎跟这个问题有点扯得上关系。他曾说，“据说你要上哥伦比亚大学了，以后你是不是就会很少有时间从事民运活动了呢？”我知道这是一个坑，我不能往里面跳。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我准备上学。到时候可能会比较忙。不过，我还是会参加民运活动。过去我比较多的是组织一些集会等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将来我可以改变一下方式，比如多写一些文章来宣言民主和批评时政，也许这样影响力会更大。”我补充说，“六四”一天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六四遇难者们一天没有得到安息，我是不会放弃为他们讨还公道。他见没有缝可钻，也就做罢。于是我们天马行空地聊了一会儿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也许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对我发表的高谈阔论频频点头。此后他又给我来过几次电话，每次都东拉西扯，却唯独不提帮我妈来美国的事进展如何（其实当局要真愿意给她护照，一天就办好了）。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似乎是不经意地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听说你们准备在江泽民、李鹏来美国时举行大型抗议活动。能不能聊聊你们准备的情况。”我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此毫不含糊地回答：“是，我们是在筹备举行大型抗议活动。你要想了解情况可以看最近的报纸。因为我们各自的角色不同，报纸上没有刊登的我不能跟你讲。请你谅解。”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给我来电话。对于帮我妈妈的事似乎也再没有兴趣了（顺便说一句，我妈妈申请来美七年了，至今也无法成行）。后来一位新上任的领事又试着给我来过几次电话，我知道这位新上任的官儿不过是不甘心，想再试一次看看他们的糖衣炮弹是否真的无效。于是我既没有接他的电话，也没有给他回过电。。。。。。
各位读了这几个小故事后，大概不会再认为邀请异议人士回国是中共的新政了吧。事实上，中共从五十年代建国到现在，什么时候Ｖ构
